1 七世纪洛阳石窟寺中的优填王像

洛阳地区的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寺中，保存有一批初唐时期的独特佛造像——优填王像。这些造像并非优填王本人所造，而是他命人为成佛后的释迦所制。据《增一阿含经》，释迦成佛后讲法三月不归，优填王为了缓解人们的思念之苦，命人雕刻释迦像。

据20世纪80年代李文生的调查，这些造像数量不少于七十尊，分布于龙门石窟西山北部和中部的几个洞窟以及巩县石窟。这些优填王像大多为单体圆雕，也有部分雕刻在洞窟外的崖壁上。多数造像残破，且缺少题记。

龙门石窟中的一些优填王像尚存有题记，如敬善寺北龛的造像题记记载了永徽六年的日期，而莲花洞外南崖壁上的造像则记有垂拱二年、长寿二年和大周万岁通天元年的日期。李文生据此推断，这些优填王像的雕刻年代不晚于唐睿宗垂拱二年。学界普遍认为优填王像在洛阳地区流行于公元655年至686年间，即唐高宗至武周初期，之后随武则天称帝在洛阳地区消失。

图1.龙门石窟第305窟正壁优填王像 图2.龙门石窟第309窟正壁优填王像      

龙门石窟中的优填王像（如图1.图2.）展现了一系列固定和程式化的造型特点。这些佛像通常呈现倚坐姿势，坐在长方形或八角形的台座上，两膝分开，跣足踏在莲台上，整体姿态直挺而刻板。佛衣样式简单，无衣褶或衣褶简略，贴身且薄，使造像显得圆润饱满。面部和发型也有独特的风格，螺发肉髻高耸光滑，部分造像背后有装饰性背屏。

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们对这些佛像的风格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日本学者冈田健将其风格起源指向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和印尼，推测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印度中南部佛教美术传入东南亚再传入中国。泰国国立政法大学教授尼古拉斯·雷维尔在其论文中指出，7-8世纪东南亚的倚坐佛像可能与早期唐代的模式有关，有着相似的印度来源。这些研究表明，优填王像的风格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美术趋势，还可能是东南亚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产物。

2 七世纪东南亚地区的倚坐佛像

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泰国中部，铜质、石质、砖雕、赤陶等材料的倚坐圆雕佛像遗存众多，其年代多在7至8世纪。泰国素攀武里府乌通城发掘的一尊青铜坐佛（图3）是较早的孟人倚坐佛像样例，造像右袒式佛衣，下身着裙，肉髻低平，面颊圆润，五官低平，与南印度人相似。乌通古城被视为重要的佛教古城，具有历史和文化重要性。信武里府出土的铜质倚坐佛像（见图4、5），年代约7世纪，佛像倚坐于椅形宝座上，背后有拏具背障。

图3.倚坐佛像，高7.4 厘米，铜合金，六世纪下半叶，据报道发现于泰国中部素攀武里府U Thong城地区，杰夫-索雷夫，纽约。

图4.铜质坐佛，残高30.5cm,公元7-8世纪，泰国中部信武里府出土，泰国曼谷国立博物馆藏。

图5.信武里倚坐佛像线图。

泰国佛统府普拉勉寺和大城府昭萨帕拉雅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石质倚坐佛像，年代大约在7-8世纪。这些佛像的衣纹、坐姿、发式、手印、面部特征、台基底座和脚下莲花台等细节与龙门优填王像极为相似。越南南部茶荣省河静出土的白石质倚坐佛像，年代为7世纪晚期，显示了该地区佛教艺术的兴盛。

堕罗钵底国，中国史书称为堕和罗、杜和罗、投和等，是5世纪孟人建立的王国。6世纪以后，随着古代扶南国衰落，堕罗钵底王国日益强大，统治着湄南河下游以佛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成为泰国海湾沿岸重要的国家。该国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其国周边有赤土国、狼牙修国等小国。堕罗钵底王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1世纪，这一时期的佛教非常兴盛，泰国史学界和佛教界将其时期的佛像统称为“堕罗钵底风格”（Dvaravati style）佛像。这些佛像不仅在艺术上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该地区文化和宗教交流的重要见证。

图6.普拉勉寺倚坐佛像，公元七世纪，发现于泰国佛统府普拉勉寺，曼谷国立博物馆藏。

图7.倚坐佛像，公元七世纪，昭萨帕拉雅国立博物馆（Chao Sam Phraya National Museum）藏，泰国大城府。

图8.坐佛，石质，高55cm，7世纪晚期越南茶荣省河静出土； 越南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藏。

3 风格的异同：基于两地倚坐佛像造型细节的比较分析

首先，东南亚倚坐佛像与龙门优填王像在倚坐姿势上极为相似，均呈现两腿自然下垂，两膝分开，坐在长方形台基底座上，身体与台座垂直，造型分明。这些佛像腰腹部明显内收，形成纤细的腰身（见图6-1,7-1,1-1，8-1，红色椭圆形标识处），增添了灵动性。

图6-1            图7-1            图1-1         图8-1

其次，两地佛像在衣纹表现上高度相似，均身着右袒式佛衣，衣服轻薄贴体，表面几乎无褶皱，显示其最初流行地域可能是高温湿热的低维度地区，如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在面容神情方面，两地倚坐佛像均为双目微闭，眼睛下视，似乎闭目冥想，神情肃穆、内敛恬静。发髻均为螺发，龙门优填王像的肉髻略显稚拙，而东南亚佛像的螺髻造型更精致。

两地佛像均跣足踏于束腰莲台之上，但莲台造型略有差异，泰国倚坐佛像的莲台为仰覆莲形式，而龙门优填王像则为束腰八角叠涩台或高圆台。

再次，两地倚坐佛像身后均有拏具背障。泰国信武里府出土的青铜倚坐佛背障以透雕形式刻画方形靠背和圆形头光背，左右两侧雕有摩羯鱼和立狮，（见图4、5）象征着佛教拏具艺术中的保护和力量。龙门石窟优填王像背后同样雕饰有拏具内容，包括摩羯鱼和神狮，（见图9、10）两者在细节上极为相似，显示出紧密的艺术渊源关系。

图9.龙门石窟第231窟南壁主尊 优填王像   图10. 第231窟南壁优填王像左侧石壁拏具

最后，两地倚坐佛像的手印（手部姿势）几乎完全一样，由于龙门优填王像右手手指大多残缺不完整，致使过去有些学者误以为优填王像的手印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与愿印，但从龙门石窟敬善寺区第312龛正壁保存相对完整的优填王像来看，（见图11），其手部姿势应为：左手仰置在左膝上，拇指直伸，拇指与食指相触；右手举于胸前方，拇指与食指呈环形，这种手部姿势与几尊泰国倚坐佛像的说法印完全相同。

图11.优填王像，龙门石窟敬善寺区第312龛正壁

分析东南亚地区的倚坐佛像与洛阳优填王像的造型细节，可以发现两者艺术风格及流行时间上的接近性。这些佛像可能是同一种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不同表现形式，显示出深层而密切的艺术渊源。

虽然洛阳优填王像与东南亚倚坐佛像在许多方面相似，但仍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台基底座的形制、衣纹细节、面部特征及倚坐姿势上。例如，泰国堕罗钵底风格倚坐佛像的台座通常是叠涩束腰宝座，而龙门优填王像的底座则较为简单，可能是由于空间或经济因素所致。在衣纹上，龙门优填王像的衣纹略有褶皱，与东南亚佛像的“U”字形衣纹不同。面部特征上，龙门优填王像面部较平，而东南亚佛像的五官更为立体。在姿势上，龙门优填王像显得较为刻板，而东南亚佛像坐姿较为自然。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它们并不足以改变两地佛像风格上的联系和关联。这些差异可能与造像主的经济能力有关。洛阳及周边地区的石窟内现存的造像题记显示，优填王像的赞助者多来自中下层僧侣官民，经济能力有限，可能影响了佛像的艺术水平。从艺术角度看，龙门优填王像的表情和姿态相对较为呆板，身形僵硬，与印度或东南亚佛像的精致螺髻相比，显得粗糙，可能是工匠造型能力有限所致。  

4 七世纪唐朝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在七世纪，唐朝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其中堕罗钵底国至少三次遣使访问中国，带来象牙、火珠等礼物，唐朝则赠与良马和铜钟。据《通典》记载，这些官方使节通常不是单独来华，还伴有商人、工匠、僧侣等。

伴随官方交往和海上商贸活动的增多，唐朝与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交流也逐渐增加。唐高僧义净记录了与唐僧同往西域求法的越南僧士，如运期、木叉提婆师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提到的大乘灯禅师，原籍越南，幼年随父母前往堕罗钵底国，后来又随唐朝使者前往长安，在慈恩寺三藏法师玄奘处受戒，研读经书数年。大乘灯禅师的人生经历跨越了唐爱州、堕罗钵底国和长安，他对当时流行于东南亚的堕罗钵底风格倚坐佛像非常熟悉，且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因此，从时空角度考虑，龙门优填王像可能是由大乘灯法师携带至中国的。这表明了当时唐朝与东南亚地区的密切联系和文化交流。

5 结语

优填王像在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前后流行将近四十年，面貌变化不大，模式化特征明显，应是依据现成的佛像模本制作成的，但就目前世界各地现存的倚坐佛像材料来看，已找不到与其一模一样的佛像了，诞育洛阳优填王像样式的“元造像”（或者母本）可能已经失传，其精确的风格源头或许已不可考。

但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倚坐佛像风格的比较分析，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关于龙门优填王像风格源头的新认识，从造像材质、倚坐姿势、台基底座、面容神情、发髻以及佛像衣纹、拏具背障等诸多造型细节来看，东南亚地区堕罗钵底风格的倚坐佛像与龙门优填王像风格较为接近，但在艺术水平上远逊于堕罗钵底倚坐佛像，这或许是受造像主的经济实力和工匠造型能力所限。两地倚坐佛像的艺术风格极有可能出于同源，是同一种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两个“近亲姊妹”，二者有着深层而密切的艺术渊源。

参考文献

安金槐、贾峨，撰.“巩县石窟寺总序”.河南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东京：日本株式会社平凡社，1989:231-232.

（清）工布查布译《佛說造像量度經解》，《大正藏》.文物出版社第21册，第945页。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七“堕和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73页。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二二 “诃陵”、“投合”，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02-6304页。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八八“投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01页。

（唐）易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