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儿童课后教育计划的实施及对上海的启示
摘要
关键词
儿童课后教育;中国上海;日本东京
正文
一、前言
伴随着现代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女性就业率的持续上升,“双职工家庭”日益增多,接送儿童和儿童课后教育的问题也随之凸显。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后,政府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措施。
2017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广大中小学校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加强沟通协调,完善课后服务有关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8月,为响应政策呼吁,上海市教育部对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做出专门部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1】。
课后教育服务的一些配套措施实施后,通过延长放学后儿童的在校时间或利用专门托管机构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儿童课后教育欠缺的问题。然而,据调查研究显示,儿童课后教育的实际实施情况相较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预期尚存在差距。我国儿童课后教育该如何切实推进、如何最大化地满足各方诉求,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2】。
当把目光投向同样曾面临该问题的日本东京,我们发现,200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就联合出台了《放学后儿童计划》,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在教育委员会的主导下,协同各福利部门,推进放学后儿童对策事业,目的是在放学后或休息日给儿童营造一个既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的安全健康的场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国家主导、都道府县推进、市町村主体、学校与教师配合、家长参与、社会支持”的较完善的“自上而下、各司其职”的运转体制。
在“三孩政策”和“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只有解决好儿童课后教育的问题,才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提高社会福祉。因此,本研究以东京为对象,通过探讨东京儿童课后教育计划的实践,借鉴其成熟经验,立足于上海儿童课后教育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可行的建议,旨在为上海儿童课后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带来推动作用【3】。
二、问卷分析
本项目应用了问卷调查法对家长、儿童、教师三方进行了有关上海市放学后教育的相关调查。主要考察了三方对于上海市放学后教育制度的态度、体会以及建议等方面。本次调查共收到了101份有效问卷,以下是对于问卷结果的分析。
1.问题分析
图1 (家长) 图2(儿童)
如图1所示,通过家长方面调查我们发现样本中的双职工家庭占据了70.97%,但参加课后教育托管服务的家庭仅有22.58%。可见上海市的课后教育制度急需完善,而面对目前的课后教育服务,大部分的家庭表示不信任,抑或服务的推广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而在图2面向儿童的调查问卷中,大多数儿童对于课后教育制度的认知较浅。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家长还是儿童,上海市的儿童课后教育制度都存在普及率较低的问题。
图3(儿童)
图3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上海市目前儿童课后教育开展的难点之一,即儿童放学后仍需处理繁重的课业负担(上兴趣班占比53.33%而回家补作业占比60%)。课后儿童教育计划的实施需要相当平衡的教育环境,对于儿童的课后时间有一定要求,因此过高的课业比例会严重阻碍课后教育的正常进行,甚至在课后教育的初衷与内容上也会出现背道而驰的现象。
图4 (教师) 图5(教师)
如图4和图5所示,对于现今课后教育工作,仅有40.91%的教师表示在工作中充满干劲,且仍旧约有27.27%的教师对于儿童课后教育工作的薪酬表示不满。显然,上海的教师对于从事儿童课后教育目前的待遇也有诉求。上海市目前对于教师儿童课后教育的激励机制仍需完善。
2.发展方向分析
图6(家长) 图7(儿童)
图6、7是有关家长和儿童对于上海市儿童课后教育的期待和建议的调查结果。家长期待的课后教育内容中,兴趣拓展(80.65%)、锻炼自立能力(80.65%)、辅导学习(74.19%)以及体育玩耍(64.52%)几项比例较高,由此可见家长的需求偏向。
三、对东京儿童课后教育计划的分析和借鉴
东京儿童课后教育计划从2007年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本论文总结出了以下五个主要特征【4】。
1.颁布具体的法律法规
根据昭和22年颁布的儿童福祉法规定:“对于因监护人劳动等原因白天不在家的小学就学的儿童,放学后利用小学的空余教室、儿童馆等可给予适当的玩耍和生活的场所,在家庭、地区等的配合下,让孩子进入发育阶段能够自行游戏和生活。提高儿童的自主性,社会性以及创造性,基本的生活习惯等,谋求其健全的培养。”
在完整明确的政策说明下,更多的东京双职工家庭的家长知晓此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意义,这也提高了家长的信任度,使得家长们更加放心将孩子托管给儿童课后教育相关的服务单位。
2.设立专业教职人员
东京儿童课后教育场地需符合设备运营基准,一个单位至少配备两名以上的志愿员,或至少一名支援员和一名辅助员。每一名支援员或辅助员必须完成“认定资格研修”并成为“研修结业预定者”后才能进行教育工作【5】。
教师需要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才能进行教学,这样的要求提高了行业就业标准,规范了儿童课后教育的制度,也明确了教师努力的方向。
3.完善场地设备和人员配置
“学童俱乐部事业所中,除存放活动所需的游乐设施、图书、储物柜外,还应配备生活场所所需的地毯、榻榻米等。专用区域等必须确保卫生和安全。课后儿童教育服务等日间服务单位的定员为10人以上,人员标准为每5名学生配备1名以上支援员,另外,需对智力障碍、肢体残疾等各种残障儿童提供服务。”
各服务单位除了学习场地的配备,还需要设有休息区和娱乐区,以提高儿童参加课后教育的积极性,为其增添乐趣,也便于开展各项活动,锻炼儿童的多方面素养。同时,对设备的安全卫生也有所规定,这也使得家长更加放心。除此之外,针对特殊儿童群体也做了专门的强调,保障了特殊儿童的权利【6】。
4.增加单位费用补助
“对于儿童数不足10人的支援单位,或单位在山区、渔业村落、荒地等地,或厚生劳动大臣认为有必要实施本事业的这些情况中,符合其中一项的,则可以作为补助对象,减轻支援单位的负担。”
增加特殊支援单位的费用补助,有利于提高各单位开展课后儿童教育的积极性,并切实降低了部分支援单位的资金负担【7】。
5.保障特殊儿童权利
在有特殊障碍儿童的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援措施。比如“与朋友交往”“各场景的社交情形”“学习活动”“医疗护理”等,帮助障碍儿童安全参加课后教育并提高学习、生活能力。
四、结语
综上分析,上海的儿童课后教育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于上海目前的课后教育服务,大部分的家庭表示出不信任,儿童课后教育制度的推广效果不明显、普及率较低;儿童放学后仍需处理繁重的课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的儿童课后教育工作的开展;从事儿童课后教育的教师对于提高薪资待遇方面也有所期待,目前上海市对于教师的奖励机制仍需完善;等等。此外,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不难发现家长们都较为重视兴趣拓展和锻炼自理能力等教育内容,而非辅导学习等集训式的内容,因此,如何推进上海未来的儿童课后教育内容向提高趣味性、实用性发展也成为需要思考的议题。
东京方面采取了多种解决方案,在儿童课后教育的体系化过程中形成了五个主要特征:一、颁布具体的法律法规,完整明确的法律法规使得家长们更加放心将孩子托管给课后儿童教育相关的服务单位;二、培养专业教职人员,教师需要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才能进行教学;三、完善场地设备和人员配置,保障设备的安全卫生,对于特殊儿童群体也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服务;四、增加单位费用补助,增加特殊支援单位的费用补助;五、保障特殊儿童权利,在有残障人群的机构,开展以保育等为中心的多样化措施,帮助障碍儿童安全参加课后教育并获得学习、生活能力上的提高。
在“三孩政策”和“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只有解决好儿童课后教育的问题,才能够调动生育积极性,从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通过学习东京方面的相关举措,将为上海儿童课后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带来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教师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培养和提高上海市儿童课后教育专职教师的能力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主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办公厅(2017).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厅〔2017〕2号.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1703/t20170304_298203.html
[2] 教育部办公厅(202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3]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21).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827/4c2be31e10d449a3b9533266b6d2a162.html
[4] 文部科学省、厚生労働省(2007).放課後子どもプラン全国地方自治体担当者会議資料. https://www.mhlw.go.jp/shingi/2007/02/s0207-4.html
[5] 東京都(2022)《東京都学童クラブ事業実施要綱》.pdf.
https://www.fukushihoken.metro.tokyo.lg.jp/kodomo/hoiku/gakudou_jidoukan/g_club.files/04gakudoujissiyoukou.pdf
[6] 伊藤真子、竹内康 (2019)《放課後等デイサービスの意義と課題--職員と専門家の相談内容の分析・職員への質問紙を通して》.明星大学心理学研究紀要 2019, No.37, 13-24
[7] 森地徹、大村美保、小澤温 (2019)《放課後等デイサービスにおける支援の現状に関する研究》.障害科学研究 2019,43, 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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