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1949年4月23日南京的解放，中共中央加快解放全国的脚步。而国民党此时还不甘于失败，妄想得到美国援助，以西南这块比较完整的统治区为基地负隅顽抗。毛泽东在《解放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中提到西南地区的重心是四川，张群所属国民党军政人员主要也是在四川，因此，我军应尽快占领成都一带进而迅速扩占全川。^[1]可见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在西南解放过程中的重要性，1949年12月27日，在各方面合力作用下，成都宣告和平解放，这其中最重要的两股力量莫过于人民解放军和成都地方党组织，其中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毫无疑问是成都和平解放最重要的推动力，然而，人民解放军及地方党组织的政治工作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成都和平解放后城市和平接管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

政治工作，顾名思义就是政治方面的工作，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主要包括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2]本文所述党的政治工作体现在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部署、军队的政治宣传和专业策反工作、地方党组织的统战策反和群众工作等。

1.成都解放前的政治背景

一方面，从中国共产党来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全国战局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如何作为一个执政党建立和建设新中国。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为了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将在北平解放后召开。同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经过充分准备后在西柏坡召开。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3]至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工作方式也开始由军事工作为主转向以政治工作为主。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因此，国民党丧尽人心，无论如何负隅顽抗，其最终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另一方面，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摧毁，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集团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濒临绝境。^[4]政治方面来看，由于其在军事上的溃败，各民主党派慢慢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分化。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率先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同时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1949年8月13日，44名国民党留港高层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号召国民党党员向人民靠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5]这都说明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失去民心，政治形势于其十分不利。

2.成都解放过程中的政治工作

成都解放与其他城市解放一样，都是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下进行的，但成都这座两千多年的历史古城能够完整、和平地解放并接管，更显示出政治工作在其中的重要性。

2.1中共中央的政治部署

毛泽东十分敏锐地洞察到蒋介石试图“割据西南”的企图，1949年4月，便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6]同时明确要运用政治手段解放西南。8月，刘伯承、邓小平于向第二野战军和有关部门下达了《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随后又下达了两个补充命令对进军西南进行具体部署。10月，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对进军西南和西南解放后各项工作的领导组建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统筹解放西南和经营川、康、滇、黔等事宜。^[7]

2.2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

根据中央部署，成都解放过程中必须兼用政治方式，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很好地瓦解敌人，加速了成都解放的进程。

一是派专业策反人员进行统战策反。事实上，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刘伯承等就已派遣专人开始做统战工作，目的是争取西南国民党军将领的支持，并且已经在长期的积累中，通过许多渠道，先后有九十多名专业策反人员参加了这项工作。^[8]其实，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就与四川地方实力派有密切来往，这也更利于专业策反人员进行统战策反。同时，还建立了专门的统战机构，负责情报的搜集及指导专业人员开展统战工作等。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就派人与刘文辉接触，了解他的情况，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士又分别与潘文华、邓锡侯见面，向他们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期的接触了解后，他们开始逐渐接受并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派专业人员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进行统战策反，加速了成都和平解放的过程。

二是对敌进行政策宣传。也就是要向国民党军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前线各部队分别向国民党军指挥官发出“四项忠告”，前沿各分队则利用向国民党军喊话、散发传单等多种方式，规劝他们放下武器投诚。^[9]另外，由于当时的成都还在反动势力的控制之下，看不到1949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因此，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宣传重点，约法八章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和一切公益事业，惩办怙恶不悛的战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0]人民解放军通过书信、战场广播、喊话、散发传单等各种方式传递给国民党军政人员，使之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起到了巨大作用。

2.3地方党组织的政治工作

从成都地方党组织所处环境来看，由于长期处于地下，隐蔽斗争经验丰富，有利于其开展各项政治工作，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成都的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部署，其工作内容主要就是加强统战工作，迎接成都和平解放，成都党组织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对国民党军政要员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1945年5月，“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主要任务在成都市的党政军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11]胡春浦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组织“临工委”对成都周边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形成高压，还专门给潘文华写了一封信，直接促成了潘文华大儿子在川北起义。其次，在胡春浦等人的说服下，四川政坛宿老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一直没有投向蒋介石集团。他代表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参与推动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的起义工作，为成都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成都地方党组织还先后说服“防总”副参谋长何其杰等起义，还策反第一二三师起义等，对保护成都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共设施等建筑设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2]

二是开展群众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在1948年8月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后，又于1949年1月破坏中共川康特委，随后，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中共的外围组织，注意策略的运用，做好各项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中共地下组织动员民协会员和学生走向社会，开展一些群众服务的活动，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华大利用学校的特点，在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公社的支持、帮助下，组织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暑假医药服务团。服务团的主要领导成员均由中共党员和民协会员担任。他们在城乡广泛开展各项医疗服务活动，如免费为贫苦群众检查疾病，注射伤寒和霍乱预防针；用图片、幻灯宣传讲卫生、防疾病的知识；进行家庭卫生访问等。为了方便群众看病，服务团还在浆洗街、新南门、黉门街等处设立了3个临时诊疗所。他们在开展医疗服务的同时，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的《约法八章》。服务团派出小分队到灌县都江电厂开展医疗服务时，还配合该厂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举办工人夜校，动员组织工人群众保护工厂，迎接解放。

三是开展护城、护厂、护校斗争。蒋介石从广州败退重庆之后，制定了所谓应变计划，即固守大西南，重点是四川，如果四川不保时，在撤离时，将对重庆和成都等主要城市设施和工厂进行全面大破坏。党组织派刘明策动敌军后勤系统和伪城防部队弃暗投明。川康党组织在成都开展以“保护工厂，保护档案材料，防止敌人破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并根据各个工厂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形式团结进步工人和进步群众一起保护工厂，分别组织“护厂联谊会”“工人自卫队”“工人纠察队”等，有的工厂还利用官办组织“应变委员会”进行护厂斗争。^[13]其中，成都启明电气公司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护厂斗争，成都汽车业工人，在党组织的带领下，粉碎敌人的焚车阴谋，保住了一大批大小汽车。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火星社”等，在各校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护校队。四川大学等校党支部对教职工的政治态度和反动党团组织、学校的图书和设备，仪器以及各种档案资料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时还协助校方清理校产，保护校产，以利接管。^[14]

3.成都和平解放过程中政治工作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经过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的配合，成都解放中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在于促进成都和平解放，对于成都解放后的和平接管也有重要影响。

3.1对成都和平解放的作用

南北两线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2月27日在成都胜利会师，全国大陆（除西藏外）最后一个省会城市——四川成都获得解放。12月30日，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机关并第六十军进驻成都。成都的和平解放，首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结果，但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的政治工作也发挥了巨大威力。

第一，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的政治工作成功地争取了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军队的投诚和起义，特别是地方实力派刘、邓、潘通电起义，大大加速了成都战役的胜利和解放川康两省的进程，将战争可能造成的伤亡降低到了最低程度。^[15]国民党对四川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控制和经营，省会成都又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巢穴，因此，涌入四川的国民党军队就显得十分庞杂，起义部队番号达111个，总计53万多人。占西南解放中歼灭国民党军队总数的60%，远远超过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起义人数的总和。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界进步团体和广大国民党起义将领、地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才能造就如此大规模的起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也尤为重要。

第二，地方党组织开展的护城、护厂、护校斗争，策反了城防司令等各个敌方头目，保护了被服总厂（实际上是大型军工厂），使得军械总库完整接管，保护了成都这座二千多年的历史古城免受战火的侵害，保护了成都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全了大部分公共设施及政府财产，最终促使成都和平解放。^[16]

3.2对成都和平接管的作用

通过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得以完整保留，成都和平解放后，不仅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及其部下十位将领未走，旧省市政府机关的主要官吏绝大部分都留守机关，没有出逃，同时，民族资本家也大多未走，为成都解放后迅速恢复成都市社会经济秩序，以及后来的剿匪、征粮等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国解放的过程中，四川是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大陆省区，作为省会城市的成都解放又是四川解放的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在成都解放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政组织艰苦卓绝的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统战工作不仅争取了国民党起义部队投诚，加速成都和平解放进程，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扫清了障碍，成都也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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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瑞容，性别：女，出生年月：1998年5月，籍贯：四川岳池，民族：汉族，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