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泰戈尔，人们总是会首先想起他的诗歌。其实与其诗歌创作一样，从1877年开始创作第一篇短篇小说到1941年写作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64年，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甚至可以说，“泰戈尔虽以抒情诗闻名世界文坛，但他的小说则广泛深刻的表现了他对重大社会问题和人类理想境界的探索”。的确，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有着更密切的结合和更鲜明的现实指向。而在印度，妇女的悲惨遭遇无疑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泰戈尔把眼光投向妇女并用大量的短篇小说作品反映印度妇女问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事实上，“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最多。他的最成功、最感人的短篇小说也是反映妇女命运的。”妇女问题的小说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印度自古就有这样的训言：“女子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不得享有自主地位。”这无疑给近代的印度妇女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不自主的婚姻、寡妇不能再嫁、童婚制、嫁妆制、苦行制、萨蒂制等都是对妇女的压迫，它们无情的摧残着妇女的身体与心灵。“1829年英国总督丙丁克宣布萨蒂为非法，但1830年竟然有2000名正统印度教教徒上书英国枢密院，要求否定丙丁克的决定。”由此不难看出，印度妇女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生活是何等的苦难。当这种苦难落入泰戈尔的眼中，许多可悲、可叹的女性形象就从他的笔尖下流淌出来了。

毋庸置疑的是，泰戈尔所塑造的女性主人公形象几乎无一例外的全是“受难者”形象，她们都承受着巨大的现实压力，大部分人或者受迫害而死，或者最终被抛弃。在这个意义上，她们一样的悲惨。不同的是，各个女主人公所具有的反抗意识及反抗程度，依此可以将她们粗略地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完全的弱者的形象。这类女主人公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她们无自救意识和自救能力，没有想过或者没有试过甚至根本无从反抗。如《女乞丐》《素芭》《笔记本》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便属这类形象。其处女作《女乞丐》表面上是写女主人公科莫尔代碧的爱情悲剧，实际上揭露了寡妇不能再嫁这一制度为妇女带来的悲剧；《素芭》则叙写了美丽的哑女素芭因自身缺陷遭人歧视而独自忍受孤独，最后被逼远嫁却又遭人抛弃的悲惨故事；《笔记本》则写童婚制度给乌玛带来的不幸以及婚内的极端不公的遭遇。对于生活中的苦难，她们只能默然忍受。拜印度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环境所赐，这类可怜的女子甚至意识不到社会、命运的不公，又何谈反抗。“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训将妇女完全变为男人的附庸，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自主女性是不具备社会价值的，因而也是被人唾弃的。婚姻是印度妇女最大的不幸来源之一，然而她们却不得不依靠婚姻来生存，因为独立的她们得不到承认。即便在婚姻生活中，女性付出的再多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也仍然被看作是男性的从属。千百年来这样的传统，已经将印度女性的“自我意识”都磨光殆尽，长久以来，她们依靠某某的女儿、妻子或母亲这样的身份认定而存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因此，不但男人，连女人都自觉地认为妇女生来就应该比男人低一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抗意识的觉醒是十分困难的。对于这样的女性形象，我们没办法站在时代与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地感叹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毕竟在那样一个环境下，要突破自己的思想观念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更不要提在整个社会的反对下、在近两千年的观念统治下奋起反抗。

二是被迫反抗的形象。如《河边台阶的诉说》《活着还是死了》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这两位女性最后都被逼身亡。严格意义上来讲，主观意识上她们并没有想到过要去反抗，但是她们的死亡确实带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昭示出所遭受的悲惨的经历的迫害，另一方面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反抗。《河边台阶的诉说》中的库苏姆本来能够与丈夫过平静安稳的日子，然而由于现实的因素，她的丈夫成了苦行者，库苏姆不得不放弃她对苦行者的爱情，于是她选择了死亡。库苏姆的死亡固然是被残酷的现实所逼，然而另一层面上，她宁死也不放弃爱情，这恰恰是她为保全自己的爱情，针对童婚制、苦行制所做的反抗。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活着还是死了》中的迦冬比妮，她作为一个寡妇借居在其丈夫的哥哥家，由于一场假死事件，她拥有了自由，但同时也对自己是人是鬼感到困惑，当她重回哥哥家里，见到自己的精神寄托——迦冬比妮的小侄子时才明白自己仍然活着，但这时她又不得不用死亡来证明自己活着。在她身份混淆借居在朋友家的时候，迦冬比妮常常感叹有丈夫、有家庭的女友“生活在现实的国度里”，而自己“仿佛生活在无限的虚幻之中”。即便在意识到自己没死之时，迦冬比妮还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婶母根本没有死”。由此不难看出，印度妇女的个人空间、个人意识已经被挤压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不管迦冬比妮的自然生命有没有结束，在她成为一个无夫无子的寡妇那一刻，她的社会生命就结束了，因为她没有能合法依存的男性。在这种情况下，迦冬比妮以死亡来证明自己仍然活着，似乎是证明其个体生命尊严的唯一有效方式，自然带有可悲可叹的反抗性。

三是表达了一定程度上的自觉反抗的女性形象。这一类的女主人公开始自主地认识到丈夫的伪善、自私、善变的丑恶嘴脸或者是命运对待自己的不公，并对社会、家庭的意志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违拗，只是限于时代或自身认识的限制性，她们没办法从根本上进行有效的反抗。如《姐姐》这部作品中的绍西科拉，她虽然意识到了丈夫的贪婪与伪善，为丈夫想侵吞自己弟弟的财产而感到气愤，并且有勇气与丈夫的不义之举公开斗争——在县长大人面前告状。然而，她终究没有勇气或者无法想象脱离自己的丈夫。在替弟弟完成申诉以后，绍西科拉请求县长留下并保护弟弟，在明知回到丈夫身边对自己很不利的情况下，在在场所有人心知肚明的沉默中跟随丈夫回到了家中，而绍西科拉当夜立即患霍乱而亡并被火化。再如《判决》中的琼德拉，在发现丈夫要用自己去顶替哥哥的罪名后，琼德拉内心就已经坚定地选择了死亡。虽然丈夫一再地帮琼德拉“开脱”企图免除琼德拉的死刑并在最后突然后悔终于交代了实情。然而琼德拉已经不屑于这种“救助”，她承担了所有罪罚最后被判绞刑，甚至临刑前丈夫再见她最后一面的请求也被琼德拉坚定的拒绝了。当看到这些女性形象时，读者不禁要为绍西科拉和琼德拉身上的自我意识、自我判断的觉醒而高兴，同时也为她们最后仍然不得不回归牢笼并葬身于牢笼而悲叹。与之相似的还有《莫哈玛娅》《赎罪》《打掉傲气》《海蒙蒂》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们都一样的终于不再盲从家庭，在不同的程度上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做出了一定的反抗，然而，她们终究没有办法在制度的层面上发现自身悲剧的根源，从根本上挽救自身以求得完全的解放。更可悲的是，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一点点反抗付出昂贵的代价。

四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反抗的女性形象。她们深刻地了解到命运对自身的不公，并且在不同的程度上认识到现行种种制度的非正义性与非唯一性，她们的反抗不再是不触及根本的皮毛，而是公开地走出了制度所规画的牢地。如《女邻居》中年轻漂亮的并且敢于同意他人追求的寡妇、《一个女人的信》中揭露夫家一家人残酷、虚伪并勇敢地从夫家出走的女人、《陌生女人》中深受嫁妆制的害处最终献身妇女的教育事业的科莱妮。她们以其实际行动挑战了现行制度，带有鲜明的反抗色彩。然而这就是圆满的结局吗？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娜拉出走以后》《伤逝》中同样奋起反抗却仍不得幸福的主人公。上文提到的种种不触及根本的反抗都使抗争者付出了巨大如生命的代价，那么这些敢于触动社会根基的反抗行为就一定会引起旧有势力的疯狂反扑。《女邻居》《一个女人的信》以及《陌生女人》的结尾看起来似乎是充满生机与希望，然而，一个再婚的寡妇、一个从家庭中出走的女人和一个终身不婚的女人，日后道路上所遇到的社会阻碍可想而知。但是，如同哈维尔所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她们的反抗可能是她们一生幸福的开始，也有可能是她们一生不幸的源泉，然而不管幸与不幸，这正是她们的壮烈之处。不管成功与不成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尝试，才能逐步打破印度妇女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类女性形象的呈现次序大体正与泰戈尔写作的时间轴相一致，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泰戈尔对妇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印度社会妇女问题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正越来越自觉地完成从“受难者”向“反抗者”的形象转变。当然，这离不开众多有学识和有悲悯之心的人士的关注与推动。泰戈尔正是以这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将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融入了自己的短篇小说的创作之中，使其作品有了鲜明的现实意义与时代意义。这种意义，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而这正是泰戈尔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1]孟昭毅,黎跃进.简明东方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唐仁虎.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M].昆仑出版社,2003.

[3]蒋忠新.摩奴法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