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造出被誉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的《雷雨》，中国话剧在曹禺的创造下开始走向成熟，在经他不懈地摸索和实验下，《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部部优秀剧作相继问世，促使戏剧表演出现一个又一个高潮，话剧这种艺术样式也被推向了真正的高峰，其经典作品中所传达出的不仅是对社会扭曲人性，摧残生命的批判或者是展现传统文化与生命个体的冲突的主题，更多的是他在剧作中呈现的那般，他的关注点始终在于人。在对人生命价值的追问，对人生存困境的状态的执着，是对人类形而上问题的思索与探讨。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存在主义相契合，他们探讨的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的荒诞性，人生的无意义，是存在主义哲学最根本和最本质的观点是对人存在价值的看法。在曹禺经典剧作中，存在主义的这些核心要素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这种视角出发，对曹禺的研究就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

    一、充斥的“荒诞”因素

（一） “荒诞”的存留

存在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对“荒诞”这个概念做了许多不同却相通的论述，萨特则将“荒诞”视为人类在与格格不入的世界中被摆布的状况下产生的结果，以此来表现人之生存的无意义。“荒诞”探讨的是世界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在世界中的生存状况的思考，对世界状态的追问，这一点与曹禺的几部经典剧作在内质上相通。曹禺在剧作中始终把眼光投放在人身上，探寻世界、宇宙的状态，困惑于生存于其中的人的价值、意义的几何。这种对世界状态的朦胧的不可知和极力的追寻摸索，一股无名的力量的推动，影响决定着曹禺的创作，也影响决定着剧中人物的命运轨迹。

《雷雨》第四幕，侍萍在得知四风怀上了周萍的孩子后，悲痛低呜道：“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苦果已经酿成，可却不知那般局面又是谁所造成，曹禺只给出了个模糊的答案：天。这种对自己所处的世界的不可知的状态，使得人类的生存充满了荒诞性。布莱斯·帕斯卡在其代表作《思想录》中如是描述：“我既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对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愚昧无知之中。”^[3]P(66)这种对世界的不可知而造成的荒诞性，曹禺说道：“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

（二）“荒诞”的根源

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既然世界不可知，人生也就不可能被合乎逻辑的认识，人们只能处于虚无和恐惧当中，伴随的是一片荒凉的孤独，彼时人失去了依托，也就没有了内在的必然性和即成价值可循，人生也便了无意义，这些都是源于“荒诞”。周冲藏在理想的堡垒里，对社会，对家庭，对爱情有着种种憧憬与美好，被幻想所缚住并与现实相隔离。但是现实在一步一步毁灭它的憧憬。他眼中和美的家庭，在目击蘩漪的被逼喝药才惊觉家不过是父亲的威权之下的掌控物罢了；在蘩漪唤他出来阻止周萍和四凤逃奔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母亲并非如自己原先所憧憬的那般；四凤也不是自己之前所想象的是自己理想的伴侣。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悖逆，还是源于荒诞。正如萨特所描述的，“这种外在的遭遇与自己的内在理想之间的冲突，会让人产生‘厌恶’的情绪，人在世界中所体验到的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焦灼感都汇集成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感受——恶心，这一感受的根源是荒诞”。^[4]

（三）“荒诞”的应对

存在主义者认为，“荒诞”是已知的，重要的是面对“荒诞”该持有何种态度，如何处理。面对“荒诞”，加缪提及了两种态度：自杀或反抗。而自杀只是一种逃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荒诞问题，加缪赞同的是反抗，它能在立足清醒认知现实的基础上，作出选择，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与意义。曹禺与加缪在对这两者的态度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即反对逃避，赞同反抗。陈白露甘愿折翼于金丝笼中，却可笑的保持着所谓的尊严，自知生活的无聊和无意义，却自欺欺人的沉溺其中，机械地麻木地生活着，在自我维持的假象被撕毁时选择以死来寻求解脱。存在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荒谬性的不自知和逃避，通过死亡将人、世界和荒诞这一“三位一体”打破，荒诞虽然会随着整体的消亡而消失，但是却失去了荒诞的存在意义，是回避人类生存状态一系列问题的做法，加缪将这种行为斥之为“忘恩负义”。加缪和曹禺多推崇的是反抗的选择，用加缪的话来说，反抗就是在保持对荒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以挑战的姿态来承担起悲剧的命运，即使最终的结果是徒劳，也依然要反抗。正如鲁迅的绝望反抗哲学，拿着尖锐的矛和坚硬的盾，在暗夜的袭来之时奋力抵挡。

加缪对反抗是肯定的，他认为：“反抗者面对荒诞、不幸的命运，痛苦的现实，越是意识到人生的无意义，生存的无价值，他们越是要去体验，去接受，立足现实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寄希望于上帝和未来，在选择中恢复自由和伟大，在行动中创造人生价值和意义，在反抗中获得和谐与均衡。”^[4]这种面对荒诞积极反抗的肯定与消极逃避的否定，也启发着我们面对生活所处的态度。只是不论应对荒诞的态度如何，在荒诞的世界中，人们总是遭受着毁灭，酿成一出出悲剧。

    二、沉重的悲剧意味

（一）人性恶的悲剧

悲剧是一种文化意识，是对现实悲剧的一种的文化地把握。西方的悲剧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奥尼尔的当代悲剧，他们表现的是人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并在痛苦中展现人格的伟大。而存在主义的荒诞、异化悲剧，在表现人的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中，展现的更多的是一种人性的丑恶与人生的荒谬，虽说曹禺受到了古希腊、奥尼尔的影响，但是他的剧作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与萨特、加缪的剧作相似。萨特指出：“善就是有利于人的自由的东西，给与实现了自由的对象以充分的价值。恶就是有害于人的自由的东西。”^[5]P(88)也就是说人性中的恶是不道德的，而且因为存留于人性中的恶会造成敌意和反抗以及相应的恶。

    在《原野》里，焦母被塑造成个诡异可怖的所在，她眼睛已瞎却似乎凡事看的格外清楚，对于梦境“老虎”诉说的恐怖，对金子的极其疯狂的辱骂和扭曲的针扎小人，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阴森的感觉。第二幕中，焦母在与仇虎对话时，经历了这样一个情感变化过程： 警告—极力拉拢—紧张—沉郁—怯惧—不豫—绝望—恐怖和愤怒—暴恶。在仇虎设计杀了大星和小黑子之后，她的悲痛并不给人一种同情和可怜，反而更多的是一种阴冷和恐惧，在她抱着死去的小黑子一口一口地叫着虎子并跟着仇虎追至黑森林时，这种感觉已满溢出来，就像压迫着胸腔，扼着咽喉，不敢呼吸。这是能显示曹禺的态度与立场的，这种在剧中所流露出的对人性恶的批判与存在主义观点又相不谋而合。

 （二）“自由选择”的悲剧

李斯托维尔称悲剧“是巨大而又异乎寻常的不幸”，是“一种比苦难还要坚强的多的灵魂”。^[6]P(220)鲁迅先生对悲剧有一句精辟的概括：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而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一生背靠虚无，面对荒诞，这是直到死亡才能达到解脱的悲剧。在《雷雨》里，我认为蘩漪是曹禺剧作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在她最具幻想和追求的黄金年纪，青春还未充分的张扬的时候就嫁给了周朴园，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接着又升为了年轻的母亲，可是 她并没有获得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疼爱和呵护，更别说是青春时所幻想的美好的爱情，她有的只是来自于周朴园的所谓给孩子做榜样的强制要求与专制，有的只是与另一个痛苦的灵魂的继子的不伦的纠缠，有的只剩下在一方小小的阁楼里慢慢的枯萎、死去。看似命运被“荒诞”所操控，被拖向毁灭的深渊，但是存在主义者认为这种悲剧是自身的悲剧，人的一切都是人自己所造成的，萨特说，人在面对何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如何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因为人是自己设定自己、创造自己，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任何选择负责。只是她在世界荒诞性的设置前提下根本无法选择，她无法决定自己的婚姻，即使说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甚至是另一条反抗的路，但是谁可以说她选择的另一条路不是一条毁灭的道路呢。在《雷雨》中，无辜的年轻一代因为上一辈的作为而都以毁灭告终，徒留罪孽的年老一代在痛苦中苟延残喘地于悔恨中度过，按照存在主义来看，这是一种人生基于世界荒诞而无法解脱的悲剧。

    三 、脉脉的人道情怀

 （一）剧内流露的关怀

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集中在人的身上，对人生存状况和命运的轨迹，存在主义投以了莫大关注，在他看来，世界作为一个没有理性，没有秩序，偶然且不合理的一个“自在“的存在，人们面临的结局大都是被作弄和毁灭。真心相爱的周萍、四风，到最后才知道原来彼此是兄妹的关系；天真无辜的周冲在理想破碎的溃不成军之时于雷雨之中被摧毁。曹禺对此并非以冷漠处之，而是抱以极大的怜悯与悲叹。他在《雷雨》的自序中如此说道：“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炕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泥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渊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2]P(103)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剧作弥漫着浓浓的人道主义氛围。

 （二）剧外呈现的温情

曹禺在对剧中人物投以极大关怀之时，同样也不忘剧外的观众。在被问及序幕和尾声的存留问题时，曹禺给出了他设置的用意，简单地说，曹禺就是想让看戏的观众从剧院回到家时，不是被戏剧所困扰，也不是即时就将其遗忘，而是让观众能够以一种哀静而非过于浓烈的心情去想着、记着剧中挣扎煎熬的人们，这样留在他们的内心之中的就不是惶惑和恐怖的一场噩梦，能够使他们的情感和理解避免受到惊吓。亚里士多德说，悲剧的效果是通过恐惧与怜悯之情的激发达到一种情感的净化。死亡、腐朽、毁灭的气氛弥漫在曹禺的剧作中，观众会在这些毁灭中获得独有的痛感，而这种痛感又会升华成一种悲壮的激情，从而促使人们在恐惧与亢奋、悲悯与崇敬、痛感与快感的强烈刺激下振奋起来，这样观众便能从痛苦的泥沼中跳离出来，获得情感的净化。这种剧内剧外的人道主义情怀，使得曹禺的剧作在掩卷或观看之余多了份脉脉的温情。

作为中国话剧的成熟代表，曹禺的经典剧作囊括了更多丰富的意蕴。在曹禺经典剧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世界的荒诞性，人生的无意义，使人清醒认识到人类生存的状态和生存的目的、价值与意义；人生注定无果的悲剧以及剧作家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人道关怀，这些又都使得剧作充满了深刻的哲学意味和浓重的人文气氛。存在主义的这些内质对剧作内蕴的阐释，启示着挖掘和生发出曹禺作品内在深层更多的意义，并促使其在新的时代里获得了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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