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花夕拾》及《二十四孝图》写作背景综述

（一）《二十四孝图》写作的情感动机

《朝花夕拾》作为鲁迅的具有回忆性质的散文集，其中的文章也反映了鲁迅的心路历程。然而，对鲁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其情感支撑——“家”。在这部作品中鲁迅的心路历程变化都和“家”有密切关系。金红（2006）对《朝花夕拾》中所体现出的鲁迅的情与爱进行了分析。鲁迅的前半生在遭受着三个家庭的重创中度过，创作《朝花夕拾》正在经历离开着第三个家庭的创伤。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第三个家庭追寻新生的爱，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母亲的爱的背叛。在与朱安所组成的所谓的家中，没有温暖和爱，只有孤苦和无奈。《朝花夕拾》中的篇目虽没有对鲁迅内心情感的直接描写，但是若干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鲁迅在情感与爱方面的难言之痛。在《二十四孝图》中作者从古代封建孝道故事讲起，对封建孝道的虚伪性进行了批判。在文章开篇鲁迅就对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做了批判，目的是“倾其所有的力量为孩子们争取自由的、美的、率真的天地，为孩子们献出无私、无尽、无限的爱与情”^[]，为了不让孩子们重蹈自己这代人的覆辙，不再一辈子笼罩在情与爱的阴影之下。

（二）《二十四孝图》写作的事实启发

鲁迅写作《二十四孝图》有感于两个事实。一个事实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守旧派又举起复古主义的大旗，竭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学。另一个是，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但一些“别有心肠”的人就借“有图有说”的读物来“编造”一些吓人的东西来恐吓孩子们，这样也是有碍白话文发展的。

二、《二十四孝图》写作内容研究综述

（一）《二十四孝图》的杂文性特征

受写作的环境和心情不同的影响，《朝花夕拾》中的文章都分别具有不同的写作特点，如钱理群（1999）在《走进当代的鲁迅》一书中，对其文章进行了分类和汇总，如《阿长与<山海经>》、《范爱农》《藤野先生》则注重刻画人物的某一性格特征；《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基本用叙述的手法写一件事或一段生活。而《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这三篇文章，以议论为中心线索，把生活片段的描述贯穿起来，或开门见山、首先竖起批判的靶子，或夹叙夹议，触及时事，加以评论，具有极浓的杂文色彩。但这些文章毕竟同属一部作品，在多样性中又包含了统一性，作者总的构思是完整的、一贯的，文章的性质也是相同的，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分别对鲁迅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出了阐述，即体现出冷与热的统一，喜剧与诗的统一——在热烈的抒情中闪射出讽刺的锋芒，在平静的叙述中夹杂着不无意义的趣语，诙谐的口语中表现出严肃的思想。

王瑶（1984）在《鲁迅作品论集》中也认为《二十四孝图》具有很浓的杂文味，文章议论较多，一开头就诅咒复古派，杂文味道也很浓，但作者仍然是按照《朝花夕拾》全书的构思和线索来回顾自己童年时对这类读物的具体感受的，只是在这线索的展开中有时才联系现实，揭露封建复古势力的虚伪和黑暗。所以与其说是受了现实刺激才追忆往事，还不如说是在追忆这段往事时联系了现实。在《正解二十四孝图》一文中，作者与王瑶有类似的看法指出《朝花夕拾》是一部叙事性的散文，用回忆的方式对往事进行了叙述。它并非杂文，但却具有一定的杂文色彩。在《二十四孝图》中，最让鲁迅不解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作者也从两方面进行了批判。首先，这些行孝方式是虚假的、不切实际的，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根据这些方式来履行孝道；另外，出于一些目的如巩固统治等，后人歪曲了原本事件的原貌，使之不仅难以践行且荒谬不已，既“诬蔑了古人”，又“教坏了后人”，这样以来所宣扬行孝方式就不是孝道本身要求该做到的。如果我们忽略对语句的解析，仅仅依据鲁迅所列举的“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事例，那么我们极有可能误解鲁迅批判《二十四孝图》的初衷。鲁迅“想做孝子”意味着鲁迅认可孝道，但是在看过《二十四孝图》之后对尽孝方式感到绝望了。我们再来读文章开头的话或许便能明白鲁迅的意思：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实际上，鲁迅并不是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他真正要批判则是曲解古意乱加解读来服务腐朽的封建统治且对一切先进思想不加以接纳的人。但从根本来讲“批判”还是有区别于“批驳”的，“批判”是一种态度，但“批驳”是有目的地将对象驳倒，就这篇文章来讲，作者的矛头并没有那么锋利。

但在《<朝花夕拾>文学的个人史（之二）——<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上）》中，吴俊（2021）与前几位学者就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在第三部分对《二十四孝图》做了解读。与之前的几位学者不同，作者认为《二十四孝图》是一篇杂文笔法鲜明的作品，不仅议论成分较多，而且多有针对性的驳论指向，我们甚至可以将其当作一篇杂文来读。作品开篇就以激烈的话语怒斥反对白话者，因为白话和孩子两者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阻碍白话的发展就等于扼杀孩童。由于《二十四孝图》这篇文章是鲁迅依据亲身经历写成，所以其切身的痛楚使他的语言表达颇具力度，可称这篇文章为对于自己及同辈人的“吊唁”之作。在文中，鲁迅也运用了一定隐喻的手法来向我们展示封建伦理思想的可怕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段话来体会作者对于隐喻手法的运用：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家藏老书”和“长辈的赠品”都成为封建思想的象征，而且这种思想是一代代对人影响至深的，当然我也正在一个看不见的黑手拉入影响的对象范围内，受黑暗的伦理思想的熏陶。

综上所述，对于《二十四孝图》一文的杂文性特征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看法，前几位学者的普遍认为，《二十四孝图》同朝花夕拾中的其他作品并无太大差别，都可以说是作者根据回忆写成的，那么即便具有一定的杂文味道，也不能够将其与杂文等同起来，是具有很大差别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二十四孝图》杂文色彩极浓，完全可以当作杂文来读。

（二）《二十四孝图》的民俗性特征

如果说，《朝花夕拾》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精神财富，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笔财富是鲁迅从民族的乡俗文化的丰厚土壤里辛勤耕耘的收获。在《朝花夕拾》中，涉笔最多的是我国古代或作者故乡传承至今的信仰民俗。《二十四孝图》文中涉及的文昌帝君也是一种神道信仰，传说文昌帝君原本姓张，名亚，字恶子，晋时四川人，死后成为掌管人间禄籍（科举等事）的神道，这种信仰更多带有功利主义的现实气息，所以也更贴近民间生活。

在《论<朝花夕拾>中民间文化形态的意蕴》一文中，李医平（1996）从民间文化形态的不同特点出发，结合鲁迅的作品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民间文化形态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利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以S城为背景叙写的《朝花夕拾》当然有国家权力这类主流意识形态的渗入，如《二十四孝图》这类反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又是统治阶级极力想让百姓习得思想的书籍，即便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也熟知这些故事。但从鲁迅的作品整体看来S城还是有其独立的民间文化传统的，这与它远离统治中心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民俗故事如“老鼠成亲”等所反映出的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这些故事讲的不是动物，而是他们自己的写照。底层百姓何尝不是向老鼠一样卑微渺小呢，但是它们的生活不是灰暗、悲哀的，而是生动、活泼、有趣、富有生命力的。

另外民间文化形态还具有以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为传统背景，“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的特点。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就对民间文化形态的藏污纳垢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抨击，比如“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这两件事充分体现出封建孝道的可憎。

（三）“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我们在研究时，常常将目光聚焦在《朝花夕拾》正文部分，但对《后记》的专注较少。“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是鲁迅先生留日时期的一个重要观点，薛祖清在对《朝花夕拾》的《后记》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后记》正与鲁迅先生这一思想有着直接联系，并且与《二十四孝图》和《无常》篇紧密相关。“《二十四孝图》和《无常》二文是鲁迅为躲避北洋军阀当局的通缉而住进日本医院和德国医院期间陆续写出的文章，这一时期是鲁迅一生中少有的动荡、避居和流离的意念，而这两篇文章的主题不仅集中于批判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是对当时‘正人君子的嘲讽和指斥，是对底层民众生命依凭的宗教信仰的理解和支持。”^[]《二十四孝图》原本应该选取真实且可行性强的中的行孝的故事加以宣扬，而一些伪士却居心不良地恶意加以篡改，刻意求名，结果污蔑了古人且教坏了后人。在鲁迅看来，这些伪士是缺乏“诚”的表现，与底层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没有自我，没有信仰，只会对统治者趋炎附势，对底层民众更是毫无关怀之心可言，欺压百姓，十分残酷。而被这群伪士污蔑的“迷信”正是人类精神中最宝贵的根植于民间的朴素信仰。鲁迅笔下的“无常”这一形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朝花夕拾》的《后记》部分正式希望通过对“伪士”的批判来呼唤“朴素之民”的纯白之心。

三、《二十四孝图》写作主旨研究综述

在《鲁迅研究资料汇编》中，作者分析了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鲁迅是如何批判封建“孝”文化的。首先，从身边的人来看，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人做到《二十四孝图》中说到那样，这不免使人怀疑二十四孝图的真实性。并且历史记载的有关“孝”的事件有一些在逻辑上讲又是有出入的，更是做不到让人们完全信服。另外许多故事我们看来又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有些故事的初衷并非真出于“孝”本身，“孝”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标所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已；有的故事相关人物无法确定是否确有其人或相关地点无法确定是否真实存在；还有些做法荒谬可笑，是几乎常人不可能实践之事。其次，《二十四孝图》的编写者在用极端的手法凸显“孝”的同时，也将故事中的父母角色描写的即为苛刻，这表明编写者脑海中父母的形象也是极为不佳的。如果真如《二十四孝图》中作者所描述的一样，那么故事中的父母一定都是“虐子狂”，在本为艰苦的条件下偏偏要再做伤害子女或危害子女生命的事，这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但是世上人性无奇不有，也不无父母虐待子女之事，但记录者可能出于无知，将这当作孝顺之事记录下来。即便是这样，这更不应该成为值得颂扬的内容，因为这相当于有意劝孩子们向暴力屈服，这也正合了统治者希望百姓臣服于自己强权统治的心意。可统治者没想到的是，用这种方法达到的效果仅仅是使百姓养成了屈服强权的性格，但并不是让百姓一定对他一个统治者顺从。如果外国势力进攻到中国的话，百姓一样会屈服于外国列强。说到底，运用《二十四孝图》中的某些故事来巩固强权统治这种方式行不通。

黄继华（2022）通过对鲁迅众多作品的分析发现，《二十四孝图》与《父亲的病》两篇文章是有机联系的，都是对封建孝道的批判。“不同于《二十四孝图》中之际主题地探讨孝道，鲁迅在《父亲的病》中直接提及‘孝’的唯有一处：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从这一处引申开来，我们便发现这两篇文章在写作主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两者都提及了作为社会楷模的孝道，儿时的“我”都对当时的孝道表现出情感上的不适。”

鲁迅支持孝，但是坚决反对愚孝。对于《二十四孝图》中的故事鲁迅是区别对待的，一些孝行可以“勉励仿效”，但有些故事却让人极为反感，甚至是虚伪做作、残忍可怕的。“一些人自己并不实践，却去教育、要求别人，这是鲁迅最为反感的。”^[]

四、结语

在这场封建孝文化的传播进程中，虽然鲁迅也深受其影响和危害，但不同于别人的是他是勤于反思的，越是这样就越是使他感到痛苦和无奈，越希望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鲁迅先生身上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往事的回忆加上对现实的反思，更是加重了鲁迅先生的批判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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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红.鲁迅之爱——论《朝花夕拾》里的情与爱[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9):129-131.

[8] 李医平.论《朝花夕拾》中民间文化形态的意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S2):123-125.

[9] 姜楠.汉语新时期（2006-2021）表人新词语研究[M].辽宁大学出版社，2023.

作者简介：刘稀客（2000年出生），女，满族，辽宁锦州人，渤海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