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下产业能级提升路径探析——以成渝中部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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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渊红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党校 重庆402160

摘要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产业能级提升的关键。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出发,以成渝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产业能级提升为研究目标。从内在逻辑、现实挑战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能级提升进行深入剖析,最后结合成渝中部地区实际,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能级提升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成渝中部地区;产业能级提升

正文

一、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能级提升的内在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是产业能级提升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表明了新质生产力是对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传统生产力将劳动力、资本、土地称之为生产三要素,在设定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以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减形成生产函数,要素投入和扩大规模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模式,因此,在传统生产力推动下,主要是实现“量”的增长,产业能级提升较为缓慢。而在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驱动,科技创新会促进生产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发生全方位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函数。与旧的生产函数相比,新的生产函数所体现的是产业发展呈指数型增长,产业能级实现“质”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换言之,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就是加强科技创新,以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配置创新、制度创新等途径实现产业能级升级。因此,以科技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产业能级提升的核心动力,产业能级跃迁升级是新质生产力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二者互为表里。

(二)培育新质生产力是产业能级提升的行动路径

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结构调整、人类历史进步乃至社会形态更换的决定性力量,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变革,从根本上讲就是生产力新质化的结果,其本质就是技术的迭代升级,其结果是发展能级的提升纵观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三次工业革命,从瓦特改造蒸汽机到19世纪末的电气化革命,再到5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无论是蒸汽机、电力、计算机还是互联网技术的培育和发展,都是产业能级实现跃迁升级最为重要的技术支撑和行动路径,也是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AR/VR、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能源储存等突破性技术迅速发展,这些新兴技术与生产资料、劳动对象、资本等要素的重新组合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既是整个生产力系统的质态跃升,也是新时代实现产业能级跃迁升级的重要支撑和行动路径。

(三)“四新”经济是提升产业能级的实践载体

提升产业能级需要有载体作为依托。换言之,任何行业的任何一次转型升级、结构调整都需要依托于技术迭代、动能转换或新产业形态。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基础的“四新”经济,既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形态,又是产业能级提升的重要依托于实践载体。新技术作用于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释放新优势,从而实现转型升级,提升传统产业能级。新产业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所催生的新兴产业,新产业从根本上讲本身就是一种全新且更为先进的产业能级。新业态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本质是通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外部环节进行重新分解、组合,从而衍生新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攀升,实现能级提升。新模式则以需求为导向,创新价值链,推动各项生产要素创新性重组,实现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产业能级提升。显然,“四新”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产业能级的提升,产业能级提升需要依托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因此,“四新”经济是提升产业能级的实践载体。

、成渝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挑战

(一)新产业、新业态规模不足,集聚效应尚不明显

近年来,成渝中部地区虽加速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谋篇布局,但整体规模较小,且呈点状空间结构,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集群,集聚效应不够明显。从体量来看,中部地区各中小城市虽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方面都加大了投入,但年产值占比仍旧不高。永川、江津、合川等渝西八区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均不足40%。四川宜宾,近年来大力发展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2019年引入“宁德时代”更是为宜宾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但是2022年四川时代年产值也只有560亿元。资阳的中国牙谷是我国最大的口腔产业聚集地,但其年产值也只有30多亿元。从数量来看,成渝中部地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企业较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城市,存在差距。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根据企知道数据显示,截止20237-8月份,成渝中部地区各中小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如表1所示:

重庆渝西8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家)

璧山

江津

永川

铜梁

大足

荣昌

合川

潼南

 

417

355

230

178

172

150

145

86

1733

四川宜宾等8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家)

宜宾

遂宁

达州

泸州

自贡

内江

广安

资阳

 

306

209

191

182

144

133

100

76

1341

1 成渝中部地区各中小城市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情况

成渝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总量为3074家2023年,重庆、成都高新技术企业分别7565家、1.3万家,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总量仅占重庆、成都两核心城市的14.9%。特别是资阳、潼南、广安、内江、合川等地,高新技术企业均不足150家,很显然,成渝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还有待进一步扩充和发展。因此,无论是从体量还是从数量来看,成渝中部地区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企业规模较小,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明显。

(二)传统产业上力度有限,转型升级略显乏力

当前,成渝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仍旧以传统产业为主,传统产业是成渝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因此,数据、物联网、AR/VR、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成渝中部地区提升产业能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要素重置成本高、机构改革难度大、创新研发周期长、创新资源难对接、转型收益难估量等因素,成渝中部地区传统行业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进度缓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略显乏力。以永川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例,近来年,永川区大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成渝中部地区中具有代表性。然而,据笔者对永川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调研结果显示,截至2024年3月,在规上工业企业中,永川区仅有20%左右的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其中,具有行业代表性的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更少,很难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和网络协同效应,产业能级提升较为缓慢。由此可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任重而道远。如何加快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是当前成渝中部地区各中小城市所面临现实挑战。

(三)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提“质”赋能缺乏内驱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质生产力时,反复强调科技创新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等。这充分表明要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是衡量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成渝中部地区虽然在科技研发方面加大了投入,但相较于重庆、成都差距仍旧较大。重庆、成都与成渝中部地区2022年R&D经费投入情况如表2所示:

R&D经费(亿元)

R&D经费投入强度(%)

R&D经费(亿元)

R&D经费投入强度(%)

成都

733.3

3.52

重庆

686.6

2.36

自贡

15.7

0.96

江津

28.0

2.11

泸州

29.6

1.14

合川

5.9

0.59

遂宁

12.4

0.77

永川

24.6

2.04

内江

13.6

0.82

大足

19.8

2.43

宜宾

42.5

1.24

璧山

26.0

2.82

广安

5.6

0.39

铜梁

17.5

2.39

达州

10.5

0.42

潼南

8.4

1.50

资阳

2.8

0.30

荣昌

17.9

2.19

2 重庆市、四川省2022年科技经费投入情况

2022年,自贡、泸州等8市R&D经费投入总量仅为成都的18%。渝西8区R&D经费投入总量虽高于自贡、泸州等8市,但也仅占重庆R&D经费投入的21.6%,研发投入力度不够。根据经合组织(OECD)标准,R&D经费投入强度高于4%,表示创新能力强。1%-4%之间,表示创新能力中等。低于1%,表示创新能力较低。2022年,在成渝中部地区的中小城市中,自贡、遂宁、内江、广安、达州、资阳、合川7个地区R&D经费投入强度均低于1%,创新能力较低。除此之外,成渝中部地区拥有的本科高等院校、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机构等创新平台较少,且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因此,成渝中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内驱力不强。

(四)高素质人才储备不足,向“新”而行缺少源动力

创新之道,关键在人。高素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动力。近年来,成渝中部地区中小城市相继出台积极的人才政策,吸引和培育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源质量不断上升。但相较于重庆、成都两核心城市,还需进一步在人才引、育方面发力。人才资源总量是反映一个地区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人才资源总量越高,说明该地区创造性越强,经济发展潜力越大,成渝中部地区各种小城市2022年人才资源总量分布如表3所示:

重庆渝西8区人才资源总量(万人)

璧山

江津

永川

铜梁

大足

荣昌

合川

潼南

12.9

23

19.23

16.7

19.1

11.4

17.1

14.2

四川宜宾等8市人才资源总量(万人)

宜宾

遂宁

达州

泸州

自贡

内江

广安

资阳

58

49.5

55.3

71.17

58.23

51.4

45.64

23

3 成渝中部地区各中小城市2022年人才资源总量情况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网、成都市人民政府网数据显示,重庆人才资源总量超630万人,成都人才资源总量622.32万人。而重庆渝西8区人才资源总量合计仅133.63万人,占重庆的21.2%,四川宜宾等8市人才资源总量合计412.24万人,8个地区人才资源总量总和比成都少210.08万人。以上数据表明,成渝中部地区能够从事具有创造性工作的人才数量偏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缺少源动力。

、新质生产力驱动成渝中部地区产业能级提升的实践路径

(一)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为产业能级提升注入新活力

一是要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成渝中部地区要立足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已初具规模且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兴产业,持续发力,以打造“成渝最优”甚至是以挤入“国家队”为目标,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要加快完善产业链条。要瞄准自身优势,聚焦特色产业链,力争培育打造一批链主企业,鼓励支持企业深度嵌入重庆、成都乃至国际产业连供应链体系。从全产业链视角出发,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并根据区域优势合理布局,增强区域协同,打造产业集群。三是要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立足成渝中部地区资源禀赋,聚焦算力网络、生物育种、量子信息等细分领域,制定支持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未来产业发展,推动成渝中部地区成为未来产业先导区。推动成渝中部地区在新领域、新赛道实现逆袭领跑。

(二)加传统产业上”力度,为产业能级提升释放新动能

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渝中部地区要立足于区位特征及各产业的差异化需求,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加快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此外,成渝中部地区还要加快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让农业插上数字化的翅膀。二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重组。以创新驱动为基础,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为导向,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让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加快适配。如建立“数据+”资源管理体系,让报表上云、让台账上云,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走好“先立后破”的转型道路。要在原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的推动改革升级,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优势产业深度融合,逐渐释放新质生产力,从而平稳而高效的推动产业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

(三)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为产业能级提升增强内驱力

一是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成渝中部地区要实现科技破冰,必须要加大研发力度,特别是自贡、遂宁、内江、广安等地,要加大R&D经费投入,完善创新制度,以优化扶持方式鼓励企业创业创新,设置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二是鼓励创新主体协同发展。高校、科研机构、研发中心以及各类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但其擅长的领域和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成渝中部地区应整合各类科创平台,推动各类主体实现协同创新。三是强化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支持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实行关键核心技术“共同攻关”机制,以“揭榜挂帅”、“赛马比拼”等制度攻坚克难。将高校等科研机构的成果及时送往企业、送进工厂,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进度。

(四)加速引、育高素质人才,为产业能级提升激发源动力

一是用心引进高素质人才。在充分了解成渝中部地区现有人才储备情况基础上,围绕成渝中部地区有优势、发展潜力较大领域,制定和完善人才招引机制,以更加合理、积极、灵活的引才政策,不断吸引汇聚高素质人才与创新团队,为成渝中部地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撑。二是悉心培育高素质人才。制定多形式、多维度的人才培育体系。一方面,以需求为导向,构建“学校+科研平台+企业”、“理论+实践”的定向培育模式,为企业培养“又博又专高水平、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帮助现有劳动者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推动成渝中部地区人才结构更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三是精心用好高素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因此,一方面,要深化人才体制改革,根据人才专业特长合理分配岗位,做到人尽其才。另一方面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人才奖惩机制。实现能者居之、能者多得、能者多奖、能者多享,充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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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党校(行政学校)关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CDX2022B-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彭渊红,1991年7月,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党校,讲师,从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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