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义赈会全称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其成立于1921年，至1949年宣布解散，存在了29年的时间。它是一个以“筹办天灾赈济”和“提倡防灾工作”为职责的民间国际性慈善组织。“其影响遍及全国16个省，设立的地方分会，事务所，赈务顾问委员会共计17个，就其规模而言可谓是全国最大的公益慈善团体之一。”在近代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华洋义赈会作为直接受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影响的产物和具有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团体，慈善活动主要集中在推动并指导中国的农村合作事业、对天灾人祸造成的灾难施以赈救、在“防灾甚于救灾”的指导下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而华洋义赈会的成立有其必然的原因。

一、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

1920年前后华北五省旱灾是华洋义赈会成立的直接原因，正是这场旱灾直接促生了各地华洋合作救灾机构的建立，改变了自古以来由官府办理救灾事务的惯例，并在一段时间内使救灾活动进入到民间组织的主导时期。

“1920年夏，地处北方的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严重旱灾，涉及五省的317个县，为四十年来未有之奇荒，灾民约3000万人，死亡约50万人，死亡率约为1.67％。”持续的旱情使得北方五省田地干裂，河道干涸，树木枯萎，粮食几近绝收，时任河南省督军的赵倜和省长张凤台在给中国济生会的电报中称：“豫省本年亢旱成灾，河北尤烈。二麦无收，秋禾未种，树皮草根，剥掘净尽，沿途饿殍，鹄面鸠形。豫南豫西各县，迭遭兵燹，流离转徙，十室九空。满目疮痍，不堪言状。”《申报》也发表了一篇专门报道河南北部灾情的文章，内称：“刻下各处已成巨灾，饥民相聚抢掠，凡稍有积蓄之家，均被瓜分，粮房囤户，搜括无余。日前张凤台赴任至安阳、新乡各站，亲见饥民千万成群，在各车站粮坊抢米。附近各县知事来站迎谒，无法禁止，张对之亦唏嘘再四而已”。在这场大旱之中，除了河南，其他地区的灾情也颇为严重。在京畿地区，“京兆各县夏季实收平均三分四厘余，其中琢州、香河、密云三县仅二分有余；秋季各县平均实收四分九厘余，大兴、宛平、房山等县均止三分。”山东一带的灾情也尤为严重，“二麦既寸粒未获，秋禾亦收获无望”，山西多数县城的田地也是“每亩收麦一斗四五升不等，秋季粒米未收”。在这种干旱遍布的状况之下，灾区的粮价均呈现飞涨的现象，“以直隶沙河县为例，1919年冬季米价是铜元5枚1斤，1920年春季升至6枚1斤，夏季则涨至12枚之多。在河南1920年春夏之交，生麦已值80文，柴草1斤价20文，到了9月份则麦已涨至每斤200文，柴草每斤60文。”直隶大名府，由于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过降水，造成粮食价格迅速猛涨。

二、政府的无力救援

面对这场遍及华北五省的巨大旱灾，当时的政府忙于战争竟无暇顾及，消极应对，这为华洋义赈会的成立及介入灾害治理提供了一定社会空间与现实基础。1920年7月10日，直皖战争开始，战争以京畿一带为中心，遍及了河北、山东、河南等大片地区，恰好与这场旱灾覆盖的地方重合，使得人们在遭受天灾的同时，又不得不再承受战争的危害。

在主要的作战地京畿地区，《申报》曾刊文描述当时的惨烈情况。北京一些地区的村庄，“适在火线之中，房屋早化为灰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其不在战线范围以内者，如京城四周各乡镇，亦备受败兵之蹂躏，呈居室未遭焚毁，而牛羊杂物，则届化为乌有。”为此，河南地区的豫西旅京救济会就曾经愤怒地控诉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人民不死于荒，即死于匪；不死于匪，亦死于兵差矣。”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如果说风调雨顺和政局平和的年份还勉强能维持生活的话，那么每当遭遇水旱等大面积天灾以及政局动荡之时，老百姓就别无选择只能处于绝望之境。

1921年1月，政府共筹得了1133多万元的款项，但对于区域辽阔的灾区来说，这些资金还是微不足道的，以当时对华北五省应需赈款最保守的估计数12000万元的标准来衡量，并假设这些款项全部用于荒政，也只能救助约十分之一的灾民。“更何况大笔的赈款项并未投入救灾之中，如日人借款500万元定名用于赈济一途，其中200万元竟不知下落，而直系首领曹锟亦侵吞赈款300余万元。北洋政府的赈灾效果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天灾人祸，中央和地方政府缺乏统一可行的救灾计划，只能敷衍塞责，消极应对，“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之努力！”

三、义赈的基础

早在19世纪70年代，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国从事对灾民的救济工作。“传教士在中国的救济工作主要包括：向各级官府介绍西方国家的救灾经验，为报刊撰写关于受灾地区灾情的报道和劝捐书，建立赈灾基金，直接到灾区赈灾，发放救济款物等。”在1876年到1879年间，北方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等五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受灾面积广大，灾情也极为严重。西方传教士纷纷乘此机会进入灾区活动，1878年1月26日，由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在中国组织起由西方国家人士成立的第一个救济机构——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该机构以传教士为主体，主要开展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物资、收集灾区情报等活动。” 

在进入20世纪之后，每当中国一些地区发生较大的灾荒时，西方传教士都会乘机前往灾区进行活动。如1906年的江淮大水之时，“江苏北部淮安、徐州、海州一带大雨不止，淮水陡涨……溺死灾民数万。待赈甚急之际，上海中西人士乃合组华洋义赈会，急救水灾……是时正副会长为吕海寰君，盛宣怀君，西人副会长为江海关税务司好博孙君。”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作为旧政权的清王朝被推翻，但新的政治权威，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却迟迟难以建立起来，由此造成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政治上的混乱，经济上的凋敝，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救灾能力，因此在这一时期，以西方传教士为主的有组织的救灾活动处于比较活跃的阶段。后来的北洋政府时期，为了鼓励民间义赈，北洋政府还专门颁布了《义赈奖励章程》等一系列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开展义赈成绩卓著的人士和组织进行奖励。

余论

作为一股自发的社会力量，这些民间义赈会出现之始，就带着纷乱无序的缺陷。它们小而多，散而乱，各自行事，缺乏联系，使得救灾的效果大大降低。1921年夏天，要求各个赈济机构整合的要求更为强烈，“当救灾日见进步之时，须设法以保持其组织及办法。在各省设立华洋义赈会办理救灾事业卓有成绩，对此已得经验，复又失之，宁非至愚，况饥馑之来，数年一见，故有组织机关以办理救济之必要。非然者，每一灾难发生，重复新经营，手续既繁，损失亦大，且当无事之时，至可从事于防灾，俾防御之道改良尽善。”1920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救济团体在北京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国际救济团体。经过一段的准备，新组建的全国性的国际救济团体成立大会于1921年11月16日在上海举行，讨论之后将机构定名位“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1月18日，华洋义赈会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举定梁如浩为主席，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主教怀履光为副主席，司库和委员华洋各半。至此，中国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正式成立。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华洋义赈会成为中国颇具盛名的一个民间救灾组织，并对近代中国之后的社会发展发生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