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国产主旋律电影，逐渐形成了大格局、大视野、大明星、大流量的制作理念，无论是主创班底、演员口碑、视觉效果抑或是制作成本，都已经不输某些国际大片。然而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大制作”的主旋律电影都能实现“既叫好又叫座”的公映效果，尤其是其中聚焦“非虚构”人物和事件的作品——观众们更加期待在电影院看到基于“事实真相”的“艺术升华”，希望从原本记载于历史课本、刊登于报章杂志、流传于市井街头的故事中，真正理解并认同蕴含于“时代传奇”中的家国大义、植根于“楷模事迹”中的理想信念、烙印在“草根英雄”身上的正义坚守。我们不妨以《志愿军：雄兵出击》《我本是高山》《三大队》等电影为例，对国产主旋律非虚构电影的时代化表达问题做一探讨。

一、叙事策略

主旋律非虚构电影以“真事”和“熟人”为表现对象，这就决定了这类电影必然不能“平铺直叙”——故事从哪里开始讲、节奏如何控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具体到上述三部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反映的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前后经历三年、大小战役若干；《我本是高山》中的张桂梅，育人足迹从1996年进入丽江山区时就已经开始，2008年华坪女高建校后，十余年间她又帮助近两千名贫困女生接受教育；《三大队》改编自知名纪实文学作品，原作以倒叙和补叙的方式，讲述了原刑侦队长程兵因案入狱多年，出狱后用十二年时间千里追凶，终于完成“三大队”解散前未完成的任务。

一方面是“从何说起”，也就是叙事起点选择的问题。

上述三部影片虽然题材迥异、风格不一，但作为近年来比较典型的主旋律非虚构作品，它们无一例外都将叙事起点放在了人物动机上——为什么主人公（或主角团队）要做某件事？

《志愿军：雄兵出击》作为系列电影“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将叙事起点放在“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这一核心问题上，并且不惜动用开头最宝贵的半小时时长，从国际和国内、中央和地方、专家和群众、当下和未来等多个角度、不同层面，以多个人物的口吻异口同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生死存亡，非打不可！正是这看似“画蛇添足”的动机交代，成为了《志愿军：雄兵出击》最终“出圈”的重要原因：对于生长于和平年代的年轻观众而言，这种“与国家共进退”的生死大义，恰恰是能够打破时空界限、点燃青春热血的主流价值。

《我本是高山》的创作团队曾经有过“贪大求全”的想法：把张桂梅校长所有的先进事迹都表现出来。但最终他们还是做了减法，选择将华坪女高的成立作为叙事的起点，集中讲述张桂梅和女高第一届同学们的故事。从这里，观众可以看见张桂梅办女高的“初心”——为什么要办这样一所学校？这些女孩子如果不上学会怎么样？

《三大队》作为电影作品，非常大胆地舍弃了文学原作中最“出彩”的倒叙和补叙手法，开门见山从导致三大队“分崩离析”的源头——“8·22”凶案说起，引导观众和三大队一起拨开迷雾、探案追凶，也正是通过“亲临”现场、直面案情、代入三大队视角，观众们看到惨死的少女、崩溃的父母、枉死的男女、猝死的前辈、入狱的队友，心中的义愤到达顶点，从而对于为什么一定要破案、为什么一定要将凶犯绳之以法，有了更“感同身受”的认识。

另一方面是“张弛有度”，也就是叙事节奏把握的问题。

贯穿多年、涉及多人、跨越多地，这是三部影片的共性，也是它们共同面对的叙事节奏上的难点：怎样排布线索、如何推进情节？在这个问题上，三部影片中既有不少先进经验，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

《志愿军：雄兵出击》是典型的“大格局讲大故事”，该片在叙事上“三线并行”，既有中央领导在京的“决策线”，也有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发声线”，更有志愿军保家卫国的“作战线”。观众在三种视角“文戏”“武戏”的交替切换中，始终保持了好奇心和新鲜感，三个层面的人和事也时有“互动”，形成既“互补”又“互促”的良好叙事效果。

《我本是高山》在叙事节奏的把握上，出现了一些“用力过猛”的情况——矛盾冲突激烈而密集，此起彼伏令人“应接不暇”，甚至常常有张桂梅“一人对抗全世界”的戏剧效果。张桂梅的故事，是长期的坚守和精神的救赎，华坪女高成立之初，一定有百端待举的创业艰辛，也一定有众志成城的攻坚克难，如果为了追求“又快又狠”而放弃了“一张一弛”，那么叙事节奏就容易不稳。

《三大队》虽然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但在叙事节奏上尤其注重了“快慢适宜”“张弛有度”。一朝案发，多年牢狱，十二载追凶，电影由这三个叙事板块构成，但板块间的过渡非常果断清晰，而且常常在紧张的节奏中穿插一些给人希望、令人捧腹的“小插曲”。如此一来，故事“活了”，英雄也“活了”。

二、人物塑造

主旋律非虚构的影视作品基本都面临人物塑造上的“虚实”问题。主人公基本都有真实原型，但与剧情相关的其他重要人物却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某个“真人”——他们可能是某些人的“艺术化演绎”，也可能是多个原型的“合体”，甚至可能是主创团队为了串联剧情而创造的“线索工具人物”。这些人物要不要塑造、怎样塑造，着实考验创作团队的功力。

一是“虚实结合”塑群像。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大大小小、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既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有中国首次亮相联合国舞台的外交天团，还有入朝作战的最可爱的志愿军战士们——这其中既有可以“对号入座”的真实人物，也有基于事实“艺术演绎”的虚构人物。

《我本是高山》中，华坪女高的学生和其他老师的角色，都有比较明显的“艺术加工”，这也是该片颇具争议的地方。张桂梅的故事里，学生是青春期的女孩子，叛逆、贪玩、懵懂都是她们最自然的样子；而年轻老师们，在人生阅历、职业梦想、承受能力等方面也必然会有与张桂梅不同的地方。主创团队放大了他们之间的“参差”和每个人身上的“棱角”，以一种更具戏剧张力的方式塑造了人物群像。

二是“众星伴月”显主角。

《三大队》电影改编与文学原作在人物塑造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原本出狱后踏上追凶之路的只有程兵一人，而电影则将三大队所有成员塑造成了程兵的“荧幕分身”。原作中，程兵从广东出发跨越南北东西，历经十二年，孤身一人万里奔袭；开夜市是他，送快递是他，跑货运是他，当保安、做门卫、修空调都是他——不打扰队友是他的私心，不放弃追凶是他的执念。而在影片中，“他”变成了“他们”，“孤胆英雄”被升华为“三大队又回来了”，这种从“主角”到“主角团”的艺术改编，不仅没有抹煞英雄的“光环”，反而使得人性的良善和正义的坚守更有力量，也更暖人心。

《我本是高山》中，以张桂梅为中心，我们还看到了华坪女高每个家庭背后纠葛着的对人生、对命运的态度——正是在这困难重重、荆棘密布的环境里，才更显华坪女高办学的不易和张桂梅善举的伟大。正如电影公布的“全女版”海报，这部作品意在反映以张桂梅为代表的女性角色，同时着力引发社会对女性教育、女性成长问题的广泛关注。

三是“有血有肉”见真章。

“是英雄也是凡人”，这是近年来主旋律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越来越得到公认的理念。观众们不想只看到“高大全”不接地气的主人公，也不认为不犯错的“完人”才能称得上英雄豪杰——正是在一些“缺点”甚至是“错误”中，主要角色的过人之处、动人之处、伟大之处才更加突显。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看似“消极避战”的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屡教不改”执意冒险搞“电台静默”的三师师长江潮，以及“战斗到最后一人”的英雄的三连战士们，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不惜“一身血、两腿泥”的最可爱的人。此外还有“众所周知”英年早逝的毛岸英——他在出场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已经无比确信他的结局，但正是这种不刻意煽情、不一味拔高的“白描”式的呈现，让这个年轻人重新“鲜活”起来。

《三大队》中，程兵多年追凶无果、独自挣扎于茫茫人海时，也会产生无处诉说、无人并肩、“追不动了”的痛苦与辛酸。影片塑造的三大队其他成员，随着追凶之路越走越长、越走越远，他们不得不在爱人、亲人，家庭、健康等种种现实需求的挤压下，从“主动归队”又变为“先后离队”——这也造就了该片值得回味的现实主义底色。

三、主题彰显

主旋律电影必然是弘扬主流价值观、凝聚民族向心力的作品，然而主题的彰显如果仅靠主角自己“讲出来”“喊出来”，则往往会变成生硬的“说教”和一厢情愿的“灌输”。

一方面，主题可以在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彰显。

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在很多时候直接反映了主创团队的功力，情节的推进、人物的塑造、主题的高扬都可以在矛盾解决的过程中达成。在这个层面上，《志愿军：雄兵出击》和《三大队》的处理要优于《我本是高山》。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最大的矛盾无疑是敌我矛盾，影片巧妙地将抽象问题具象化。在中央层面，研究要不要出兵时，在“正反”双方多轮激烈的辩论后，周总理一锤定音回答了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只有打赢，才能生存！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影片的多线叙事、平行蒙太奇发挥了极强的调度作用：一边是联合国会场的唇枪舌剑，一边是朝鲜战场的漫天硝烟，“文战”和“武战”同时推进、互相交织、互为映射，随着伍修权在联合国掷地有声地喊出“1950年不再是1895年”，同一时间朝鲜战场的炮声轰鸣也同样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三大队》把矛盾的重点放在了“追凶”这一过程中。为了“追凶”，三大队全员付出沉重代价：队伍解散前，“追凶”是职责所在，是他们身上的警服带来的崇高使命；而在队伍解散后，“追凶”则变成了“善念”对抗“恶行”的无休无止的斗争。这场“善”与“恶”的拉锯战既是矛盾本身，同时也是引发其他连带矛盾的关键所在：要不要追凶？谁去追？怎么追？以什么样的代价？电影让这些矛盾始终维持一种“无解”的状态，不断纠缠、不断变化，带领观众和三大队一起思考“值得吗”——这样直击灵魂的拷问，问的不仅是程兵，也是三大队，更是荧幕前每一个期待公平正义、坚守善良初心的普通人。

相比前两部作品，《我本是高山》面临的矛盾是非常具体、非常普遍存在于广大落后偏远地区的生活实际：山村女孩的价值是什么？她们的出路在哪里？要解决这些矛盾，光靠几次冲突、几场争吵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更加着眼女孩及其家人的内心世界，因为那里才是矛盾的症结所在。但遗憾的是，电影太急于呈现华坪女高后期的育人实绩，于是通过“公开喊话”“雨夜抢险”等外部作用力，强行触发了“一夜顿悟”的转折效果。女孩们的思想转变太过突然，这些理由要支撑她们“为自己而学”“为自己而活”，尚显乏力。

另一方面，人物言行可以也应当呼应主题。

听其言、观其行，方能审其思，电影中人物的言行是能够直接体现作品内涵、呼应主题主旨的，同时也是许多主旋律非虚构作品容易落入窠臼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我本是高山》也显得有些急于求成了。影片开始不久就通过年轻老师们的一场集体“吐槽”，将张桂梅早年丧夫、一身伤病仍坚持在大山深处办学的故事背景全部交代了，这样一笔带过的方式很难引人共情。张桂梅是严厉的，但也是慈爱的，她可以把学生骂哭、把年轻老师骂走，也可以让学生发自内心地敬重她、爱戴她。影片在塑造张桂梅时，过于强调她的严厉、执着，甚至出现了前后割裂、自相矛盾的言行。例如爱徒付春盈在女高最难的时候申请调入，片中的张桂梅惊呼“你虎啊，好不容易考出去的！”；这样心疼爱徒的恩师，却在后期付春盈想请半天假带孩子看病时，不讲情面地严词拒绝。

实际上，要反映现实压迫下的无奈、让人物直面两难选择，甚至经历重大挫折，都是可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物的言行必须始终能够自圆其说。在这一点上，《三大队》就处理得比较恰当。程兵的队友们在现实车轮的碾压下，无奈选择退出追凶，但他们的离场是早有铺垫、紧扣前情的，对于他们的退出，队长程兵也是充分理解并且完全尊重的。相比之下，《我本是高山》中付春盈的辞职，除了因为家庭与事业的两难，似乎更是因为片中“铁面无情”的校长给她额外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与《我本是高山》这种强化人物言行、直接渲染困境的手法不同，《志愿军：雄兵出击》倾向于让人物言行“四两拨千斤”，不轻易说“狠话”，尽量避免直接“点题”。例如毛岸英自愿入伍，临行前给父亲留了一句话：他二十八岁去上海干了大事，我今年也二十八岁了。迟迟不执行穿插任务的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面对彭德怀的质问，只回答“枪毙我，没二话”“错了就是错了”。彭德怀反而耐下性子听他究竟错了个什么心思，当听到“我想尽量减少伤亡”“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彭德怀责骂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他的心里话虽无奈但坚定：“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只需轻轻的一句，让作为儿孙辈的观众对先辈们当年的坚守、牺牲和奉献都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无论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担当，还是“天道酬勤、逆天改命”的执着坚韧，又或者是“天下为公、邪不胜正”的朴素信仰，总体来说这三部主旋律非虚构电影都讲述了中国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故事，塑造了大时代、大背景下一个个闪闪发光的普通人。我们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主旋律非虚构作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也期待更多电影人能在“诗意”与“真实”之间找到平衡点，贡献出更多既忠于事实又富于审美的精品佳作。

参考文献

[1]李启军.英雄崇拜与电影叙事中的“英雄情结”[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03):1-8+23-105.

[2]周国翠.新文化消费场景下主旋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探究[J].电影文学，2024(02):110-113.

【作者简介】夏惠慧，女，博士，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和通识教育。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ND231294、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23B105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