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贸易和投资的日益频繁、国际金融市场的开放及国际间技术合作等，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推进，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2022年11月4日，习近平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致辞：“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更多开放共识，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全球化带给世界格局的影响，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对政治、文化、法律层面的影响同样显著。但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或者说全球化是不可被调整约束的时代趋势吗？全球化自身发展的驱动力来自资本及经济利益，实践证明，当国家发现全球化的发展及资本利益的获取已经威胁到自身发展，产生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时，就会果断用政治措施或法律手段等来维护本国自身权益，所以全球化可以被调整和约束的。社会与法律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社会是法律萌芽产生的温床，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社会成员合法权益的不受侵犯离不开法律的维护。国际社会亦是如此，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推动法律的产生，但法律对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同样显著，良好的国际法律能促进国际秩序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目前全球化正在从单一格局向多元格局转变，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现代文明发展的两个阶段，同时也展示了不同思维方式。强调同一性的思维认为全球化格局比较单一，强调差异性的思维则认为全球化存在多样性的变化，会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更换形式。从全球化理论研究角度分析，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将那些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从隐藏于国家、民族、阶层的形式中分离出来，协调各个国家、民族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地区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交流联系依赖程度，这种交流联系不是一幅静态的世界图景，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对于全球化，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为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全球化理论，了解其历史发展历程，明晰全球化与法律两者的关联进而提出平衡两者的方法，因此需要采用动态化的研究语境，基于经济、法治、事实三重语境分析全球化与法律两者的关联及平衡策略：一是体现客观事物发展现状的全球化，二是体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三是表征历史事实本身的全球化。

一、全球化体现客观事物发展现状

对于全球化的认识是从经济全球化角度开始的。经济促进了世界的繁荣，带动了社会、政治、法律在某些方面的一体性。可以说，全球化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人类不断跨越阶级、制度和文化的障碍，形成的一种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的统一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表现最明显。因此，在研究全球化理论时，可从经济全球化角度出发，慢慢延伸到法律全球化上，借以说明法学理论的变革与更新过程。

（一）旧全球化阶段

该阶段出现在15世纪到20世纪中期，也称旧全球化阶段或资源经济全球化阶段。该阶段的全球化属于资本主义扩张形成的全球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掠夺的方式将本国的经济向外拓展，不仅获得重大经济利益，同时也获得世界霸权地位，在经济扩展时也将本国的政治体系搬到殖民国家中，因此经济全球化间接影响了政治全球化进程。从15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圈地运动、奴隶制、开发美洲大陆、18世纪工业革命等政治制度和工业经济的演变，现代化进程全面开始。在政治上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走民主化路线，一些受到殖民统治的国家寻求合作，而霸权主义国家为了形成强大军事力量，也建立各军事联盟，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体系逐渐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殖民扩张行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全球经济、政治和法律带来的影响。由于该阶段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和扩张，此时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已经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自此开启了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向。

（二）新全球化阶段

该阶段的全球化主要是指20世纪中期以后全球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出现的新融合，也被称为知识经济全球化阶段。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幸存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寻求变革，一些国家开始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掀起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当市场没有限制后，全球贸易便开始活跃起来，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虽然在该阶段，全球仍存在一些局部冲突，但是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受到影响，其性质、结构趋向和交往方式均比旧全球化阶段更加全面。首先从经济基础方面考虑，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和以跨国公司为主流的贸易形式，使全球经贸一体化愈发明显。在经济贸易逐渐全球化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开始形成。其次从政治制度方面考虑，随着苏联解体，全球政治对抗逐渐减少，各民族国家为了发展，进入了交流和对话新时代，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政治结盟减少。第三从社会文化方面考虑，该阶段世界开始注重多元化文化的发展，国家间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些国家的软实力得到增强，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交流走访越来越频繁。最后从法律角度考虑，冷战结束后，为了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很多国家的法治体系重新构建，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国际人权公约相继出现，比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这些法律的出现是法律全球化的重要体现。

二、全球化体现主体意识形态

主体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与经济、政治、法律全球化所指不同，涵盖更多方面的全球化，比如“数字全球化”、“人文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不同的全球化类型，说明国家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且多样化，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今天，为了顺应全球化的要求，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主张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全球化”，其中法律全球化就是全球化理论的重要体现。

（一）法律全球化观念发生变化

所有民族和国家在发展的初期为了维护民族利益，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在印度、中国和希腊等古文明中都有所体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如果不改变原先的国家法律体系，就很难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因此，“世界法”成为了一种美好的理想蓝图，不断被一些法学家所歌颂和追求，这种歌颂逐渐使人们开始思考是否法律也能实现全球化，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但是法律全球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碍，一些霸权国家不会将本国法律移植到主权较弱国家中，避免法治观念被同化，影响本国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一些主权国家则希望建立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以快速与世界接轨，获得本国发展的最佳机会。于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法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国家主动适应法律全球化这一趋势，外资企业依据双方制定的外商投资相关法律制度，开始享有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权力；同时，也主动为他国国民的就业、劳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提供均等机会，以提高劳动效率，赢得更多商业机会。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法律全球化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二）变革本国传统经济法律形式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因此法学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出发。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健康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资本的力量就会冲破国界，渗透到其他国家中，对该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样一来，以往一国范围内受该国法律调整的经济法律模式必然会受到跨国资本的影响，而经济活动只有在满足跨国资本所在国家利益的法律形式和框架下才能得以延续。基于这种冲击和挑战，主权国家就要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缔结保护国家利益的国际公约，承诺对部分领域作出退让和妥协；另一方面则要变革本国固有的经济法律模式，以确保跨国资本进入时能保持本国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全球市场稳定性。因此，在全球化理论研究中，从法学理论角度出发，探究经济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可以让某个地区或国家在全球化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用更加开放的态度包容全球化，最终使本国经济、社会、法律和谐发展。

三、全球化能表征历史事实本身

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作为最明显的特点，一共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品经济全球化。这一阶段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发达国家的商品向其他国家倾销，不仅使本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也推动世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第二阶段为资本经济的全球化。该阶段始于电力革命，推动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这一阶段，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世界的中心是掌握巨大资产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球化以剥削为最明显特征。第三阶段属于信息经济的全球化。该阶段始于二十世纪中期的信息革命，信息化迅速拉近了各国之间的距离，谁优先掌握了信息网络技术，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全球化特点来看，全球化能表征历史事实本身，研究全球化理论可以从各国发展的事实语境出发。

（一）全球化涉及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样性联系

全球化过程发生的三个阶段都有明显的特点，涉及众多国家与社会的多样性联系。在全球化过程中部分国家、地区和民族发生的摩擦、做出的决策，都会对距离遥远的其他国家地区和团体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全球化使世界经济、政治和法律出现了共融的情况，但是由于各国人民意识形态的不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矛盾体，影响广大、结果多样。正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J·罗西瑙指出的：“全球化正在改变人们对传统的‘某种事物’的关注，这个词正好包含变化的意思，因此全球化虽然是一种现象，但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影响深远。”全球化的动态变化性，使得它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一是对于一些传统文化底蕴浓厚的国家来讲，全球化可能改变人们对固有法律的认识，如果处理不好阶级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国家的稳定性；二是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全球化可能会使该国经济、文化、法律向有益的方向转变，但也会影响该国国民的信仰。受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公民会在行为、习惯和技艺上向自己心仪国家学习和效仿，制度和惯例被同化和同构。最新的国际贸易法研究也表明，在全球化趋势下，法律在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两个层面同样会发生多样性变化。两者在“中和”与“互动”中会使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最终使各国的法律逐渐趋同。因此，全球化会涉及众多国家和社会的多样性联系，应该从动态化的角度研究全球化理论，使其成为指引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武器。

（二）社会与经济活动构成法律全球化基础

奥地利法学和社会学家埃利希指出：“法律发展的真正重心不在自身，而在社会。”那些被人们广泛遵循的社会生活习惯和规则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当然也是法律秩序全球化的基础。法律全球化的基础虽然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但并不是因为政治的趋同，而是源于国民对本国法律难以适应的结果，这就迫使各国为了顺应全球化的要求，改变本国原有法律体系。因此，法律的全球化源于国民对社会和经济交往新“活法”的认识。这种法律全球化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比如技术标准、职业规则、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规章制度、人权、契约、仲裁等。换句话来讲，在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一些阻碍法律全球化的障碍将会消除，随之会出现新商人习惯法、国际商事活动惯例、国际仲裁法庭等新型法律制度或协议。另外，近些年出现的国际技术转让、全球股票交易法、全球贸易自由化等等也是法律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可见，法律全球化主要是由社会和经济活动所构成的，各国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要重视本国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进而慢慢使本国法律能适应全球化的冲击。

四、法律全球化冲突的应对路径

我国最早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契合了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化的一种体现。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我国法律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给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形成巨大挑战和压力，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冲突。面对现有涉外法治发展现状，我们只有抓住机遇，不断完善我国法治建设力度，才能化解冲突，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出中国特色。首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执法合作。数字时代下，全球法律面临着风险范式转向，法律需要应对高度的流动性、跨越国界的不确定风险、不确定的受影响人群等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制定规则，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话语权”。对于一些可能不利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际规则，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有保留性的履行，做到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保持民族特色，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执法合作。其次，积极稳健地推动国内法治改革。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步伐加快，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些经济法律法规已经成为阻碍国家之间贸易合作的绊脚石，要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进行公司法、金融法、著作法、数字法、知识产权法等的改革，使之尽快与全球吻合；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结合，加强对风险问题的法律监管，优化国内法律体系，深化行政执法队伍体制、执行管理体制等改革，改善国内法治环境，以适应日趋变化的国际大环境。第三，积极协商对话，缓解矛盾冲突。当前世界多元主体共存，价值观不同，导致冲突和矛盾经常出现。如何通过对话的手段解决冲突和矛盾成为全球化是否能全面推进的关键。要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在多边合作机制内进行平等民主对话，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国家之间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合作，获得对方真实的“诉求”，倾听不同的“声音”，更容易国家间相互理解并达成合作共识。法律全球化有利有弊，只要国家解决了法律全球化中出现的局部冲突问题，必将助推全球化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结语

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政治权力分配的转移、科技发展的革新，当前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与依存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问题频发，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技术壁垒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持续蔓延。随着我国软硬实力的发展，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全球秩序的重要变革者。本文重点论述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社会及法律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冲突，明晰全球化与法律两者的关联，并提出了国家应对法律全球化的法治路径。法律全球化是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和融合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我国在应对法律全球化冲击时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运用法治思维，积极与各国进行协商对话，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高国家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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