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小说是作者结合自身经历，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创作而成的产物。《白痴》和《红楼梦》这两部现实主义小说都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的产物，反映其试图构建“理想王国”的心路历程。

《白痴》写于1867年秋至1869年1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坛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虽然俄国的资本主义起步得晚，但在十九世纪也已进入激变的时代，此时的俄国新旧生产方式交相混杂，社会结构急剧变化，不同价值观念激烈碰撞。一时间，关于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了人们关心的焦点，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许多俄国人的看法是：用欧洲启蒙理性直接取代俄罗斯思想，按照启蒙现代性的体系来改造落后的俄国。这种构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眼前一亮，他兴致满满地前往伦敦，看到了华美的建筑、整洁的街道、动人的贵妇。在这一派美好景象的阴影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看到了完美背后的虚假和黑暗。一方面金钱盛行，片面追求物质享乐，另一面百姓贫病交加，生存竞争残酷无情，一切都笼罩在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阴影中。^[]面对这样的现实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清醒而又感到失望，因此他塑造出一个患有癫痫症的“白痴”形象，借此来戳穿这个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年代。同时，“理想王国”的破碎宣告着作者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灭。

就创作年代而言，《红楼梦》诞生于十八世纪，比《白痴》早了一个世纪，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同样也是矛盾重重，表面上举国上下都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事实上清王朝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此时的曹雪芹已不再是富贵公子，反而处境潦倒。当曹雪芹在北京西郊艰难度日时，他想到了年少时家中的女孩们，她们的见识才情、种种事迹不应随着曹家的没落而消失。就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艰苦生活，曹雪芹也依旧怀着热忱为这些女孩立传，为她们创造出美好的“大观园”。《红楼梦》不仅写女孩们花开花落的故事，也呈现出封建家族的腐朽与官场的黑暗，颠覆了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流露出曹雪芹初步的民主思想。

二、无力抵抗现实的痴儿

《白痴》和《红楼梦》中的男主人公都患有“痴病”，梅什金公爵患有癫痫症，即使公爵已在瑞士的乡间治疗多年，却还是在混乱的俄国面前旧病复发，最终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白痴。贾宝玉就更不用说了，每次丢了“命根子”通灵宝玉，整个人就变得失魂落魄、疯疯癫癫。

当然这两人的“痴病”都不是单纯生理意义上的疾病，更是他们违背主流价值观、试图反抗现实的表现。贾宝玉的“痴”集中体现在他对女孩儿们超乎寻常的爱护和对功名利禄的唾弃。得知林黛玉没有玉就痴性发作，把自己的玉摔了；打翻了热汤，首先问服侍自己的玉钏儿有没有烫伤；叫一心画蔷的龄官快去避雨，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淋雨等等。贾宝玉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待一切他认为美好的人和事物，单纯地呵护女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贾宝玉极端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他尖刻地讽刺那些热衷于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在《西江月·嘲贾宝玉》中，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痴儿更是被毫不客气地评价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从封建卫道者的视角出发，贾宝玉过于超前的民主思想必然不被认可，即使是薛宝钗、史湘云这些女儿家也劝他多读些正经书。

梅什金公爵虽不像贾宝玉那般出身尊贵、衣食无忧，但早年近乎与世隔绝的成长环境使其有着与当时俄国社会格格不入的真诚、善良、豁达。在初次拜访叶潘钦将军时，公爵就坦坦荡荡地交代了自己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现状。当别人为此笑话他时，他竟然也陪着人家笑了起来，对于公爵这样的表现，列别杰夫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管怎样，您毕竟天真到了极点，诚实到了极点，这倒是值得称道的……”显然这是一种带有嘲弄色彩的讽刺，在一个以圆滑、卑鄙为荣的时代，竟然还有如此天真之人。然而在受到别人嘲笑时公爵却说：“依我说，被人取笑有时候挺不错，甚至更好；这样更容易相互宽恕，也更容易想通。”他的宽容、不争，是为了以自己的“爱”与“善”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以自我的贬抑来达到人与人的互相理解。^[]

梅什金公爵是东正教的化身，他回俄国的目的似乎就是承受苦难、救赎他人，他的天真善良为他的悲悯推波助澜，他的“痴”在爱情方面集中体现为对娜斯塔西娅的复杂情感。当公爵只是第一次见到娜斯塔西娅的照片时就惊艳于她的美，同时也感受到了她的痛苦与不幸，下定决心要去拯救她。由于童年时期的屈辱历史，娜斯塔西娅在长大后处处表现得反抗、不合作、蔑视一切，完全是一个“疯女人”的形象。公爵却愿意不顾社会舆论娶这么一个公认的下作的女人，他不仅和娜斯塔西娅周围的“恶势力”作斗争，而且努力以宽容和爱去感化她自身，极力避免她陷入自甘堕落、自暴自弃的境地。娜斯塔西娅明白这样的爱不是她想要的真正的爱情，而只是一种怜悯，于是她最终选择了罗果仁，选择以死亡来完成自我的救赎。对着娜斯塔西娅的尸体，公爵似乎镇定异常，但他实际上已经听不懂别人的问话，彻底回到了治疗前的白痴状态。娜斯塔西娅的死给梅什金公爵带来的影响让人不由联想到得知林黛玉死讯后的贾宝玉，虽然是看似平静地连叹数声，但哀莫大于心死，宝玉只得“空对着，山中高土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株寂寞林”。

梅什金公爵和贾宝玉都因他们各自的处世态度而被人看作“痴”，他们都不以主流文化所认同的眼光看待问题，不受封建等级思想的影响，然而在面对强大、顽固的社会现实时，他们依旧不堪一击。上流社会的污浊之风使公爵癫痫复发，再一次回到瑞士的疗养院；贾宝玉也顺从长辈们的安排娶了宝钗，考得功名。不同的是，宝玉最终看破红尘，离开了腐朽衰败的贾府，追随一僧一道飘然而去。两人都是在遍历红尘、看尽现实以后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既然无力改变现实，那只能选择彻底地逃离现实生活这条路。

三、情敌之间的角逐

在大多数涉及爱情的小说中，由三角恋而引发的情敌问题屡见不鲜，不论《白痴》还是《红楼梦》，其中的主人公都与周围人有着略显复杂的情感纠葛。梅什金公爵和富商之子罗果仁、娜斯塔西娅和阿格拉雅、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不无可比较之处。

梅什金公爵和罗果仁都是爱娜斯塔西娅的，但前者更偏向于怜悯，后者则是狂热的占有。这两人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火车上的初次邂逅促使两人交换了十字架，之后罗果仁又带公爵去见了他的母亲，两人此刻简直亲如兄弟。然而由于娜斯塔西娅的存在，两人最终“反目成仇”，成为了情敌，罗果仁甚至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公爵。然而梅什金公爵对罗果仁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渴望得到对方的信任，极力做到真诚。但是他又无法克制内心对娜斯塔西娅的向往或者说是担忧，因而违背了在罗果仁面前许下的誓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每个人追求他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公爵却对情敌怀有愧疚之心。在罗果仁由于杀死娜斯塔西娅而陷入失常状态时，“公爵则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的垫子上，每当病人猛然喊叫或者说胡话的时候，他就急忙伸出哆哆嗦嗦的手去抚摩他的头发和面孔，仿佛在爱抚他，哄他别闹似的”。^[]公爵对罗果仁始终抱有一种“博爱、宽恕”的态度，即使他处在癫痫复发的状态，依旧无意识地充当着情敌的保护者。

梅什金公爵的“痴”同样吸引了两个女人。娜斯塔西娅被这个“真正的人”吸引，从梅什金的牺牲精神中看到了善的存在、人性美的存在，在深受感动之后，体认到自己的罪孽并决意赎罪，由自己作出牺牲，以成全他人的幸福，藉此靠近了上帝。^[]娜斯塔西娅的成全未必全是出于对公爵深沉的爱，更可能的是她意识到公爵对自己不过是同情。情敌选择退出，按理说应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但令人唏嘘的是公爵与阿格拉雅最终也没有修成正果，阿格拉雅要的是纯粹、专一的爱，她无法接受公爵丝毫的犹豫，宁可选择流亡俄国的波兰贵族。在阿格拉雅收到娜斯塔西娅给的三封信后，她一定是震惊的，不仅惊讶于这个女人言辞的直白，更诧异于她对公爵复杂的情感以及对自己的嫉妒。这时的阿格拉雅对娜斯塔西娅或多或少还有着一份同情，同情这个女人爱情的坎坷不顺。然而回想她俩正式会面的那一次，两人针锋相对，露骨、刻薄地指责对方，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如今皆如过眼云烟。

在对贾宝玉的感情上，钗黛二人的表现大不一样，黛玉显得直率生动，宝钗则是含蓄合礼。不可否认的是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决不是完全意义的情敌关系，钗黛二人之间曾有过明争暗斗，但既不像罗果仁要置公爵于死地那样非争个你死我活，也不像娜斯塔西娅和阿格拉雅那样水火不容。她们两人的关系是微妙的，无处不并美，无处不对峙，一个和宝玉有着木石前盟，一个和宝玉有着金玉良缘。然而太虚幻境中的“兼美”早就为“钗黛合一”埋下伏笔，兼美一方面“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另一方面“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钗黛二人不仅外貌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性情也渐趋融合，到四十五回的“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钗黛二人推心置腹，情同姐妹。女子间的情谊令人感叹，但遗憾的是同《白痴》中的有情人难成眷属一样，《红楼梦》也以悲剧结尾，“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好的两个女孩都成了封建家族力量的牺牲品，黛玉焚稿断情，在宝玉和宝钗的大婚之日吐血而亡；宝钗也不过空有“宝二奶奶”的头衔，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时代与作者交融的结果，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既承载着时代的烙印，也折射出作者的内心深处。不论是《白痴》还是《红楼梦》，其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兼具普遍性与永恒性，触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