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中的“龙”“凤”及其文化内涵

（一）《诗经》中的“龙”“凤”

“龙”和“凤”在《诗经》中都是分开出现的，其中“龙”出现了八次，在风雅颂中都有“龙”的存在，他们分别是：《郑风·山有扶苏》《小雅·蓼萧》《周颂·酌》《商颂·长发》《秦风·小戎》《鲁颂·閟宫》《周颂·载见》《商颂·玄鸟》。而“凤”在《诗经》仅出现了一次，在《大雅·卷阿》的七八九三章中出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龙盾”

《小戎》诗云：“龙盾之合，鋈有觼軜。”本诗以秦襄王与西戎之间的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女子对出征丈夫的思念。在《毛传》中对“龙盾”的注解为“龙盾，画龙其盾也。”可以看出，这里的“龙盾”是指“画着龙纹样式的盾牌”，“龙盾之合”则是指将两块龙纹盾牌合挂于车上，因此“龙盾”除了样式美观也同时兼具了防伪的作用。将龙作为花纹图样绘制在盾牌之上，既体现了当时百姓对于龙这种神兽的崇拜和尊敬，认为它既能在战争中保佑人们免于伤亡，也能振奋军心战争取得战争的胜利。

2、“龙旂”

“龙旂”同“龙旗”，在《诗经》中共出现了三次，且出现的三首诗歌都是用于祭祀的乐歌。《载见》诗云：“龙旂阳阳，和铃央央”，这是周成王刚即位时率领前来朝见的诸侯祭祀周武王庙所作的乐歌。《閟宫》诗云：“龙旂承祀，六辔耳耳”，这是由奚斯所作用于鲁僖公会八国之师伐楚凯旋后所举行之祭礼上的乐歌。《玄鸟》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承”，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这三处的“龙旂”都是指“画有蛟龙图案的旗帜”，旗帜是一个国家精神的凝练，其中包含了对于国家未来和人民生活的美好心愿，旗帜上的龙纹形象不仅体现了龙在中国人心中的崇高地位，龙作为一种精神图腾也不断在无形中改变和影响着从古至今许许多多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和生活态度。

3、“龙”通“宠”

《蓼萧》诗云：“既见君子，为龙为光”，这是一首诸侯朝见周天子时歌颂天子的诗歌。这里的“为龙为光”是指“因为天子的恩宠而感到光荣”。《酌》：“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这是一首歌颂周武王战胜殷商，建立丰功伟业的赞歌。《毛诗序》中对其注解为“《酌》，告成《大武》也”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它是《大武》中的一个乐章的歌辞。这里的“我龙受之”是指“我有幸承受天子之宠幸”。《长发》诗云：“何天之龙，敷奏其勇”，这是一首通过记述殷商发迹史来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这里的“何天之龙”是指“多多承蒙上天的恩宠关爱”。可以看出在这三首诗里的“龙”都是“宠”的通假字，都是用来描述受到了上天或者天子的恩宠。

4、“游龙”

《山有扶苏》诗云：“山有桥送，隰有游龙”，这是先秦时代郑国华夏族民歌，是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这里的“龙”与正常理解的龙作为人们心中的神兽或者精神图腾有所不同，甚至毫无关系。“游龙”，既“茏”，是一种水生植物，又名红草、水荭草。

5、凤凰

《卷阿》诗云：“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这是一首歌颂周王功德的诗篇，这里的“凤凰于飞，翙翙其羽”译为“凤凰飞在高高的青天上，百鸟纷纷扇动翅膀紧紧跟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译为“凤凰鸣叫着停在那边高高的山岗上”。诗里将周天子比作凤凰，将诸侯比作百鸟，写出诸侯们对周天子的拥护和爱戴，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二）“龙”“凤”的文化内涵

“龙”“凤”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七八千年以前的炎黄时代，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龙”“凤”二字，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瑞兽的喜爱早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在说新婚祝福时会说“龙凤呈祥”；在对子女学业以及工作的期望时会说“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在夸人神采非凡时会说“龙章凤姿”。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龙凤已经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图腾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们既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信仰，又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帝皇权力，更包含了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心愿。

1、图腾文化

在文字尚未出现的时代，人们用不同的图腾作为自己部落和民族的代表与象征，“龙”和“凤”作为人们虚构想象出来的瑞兽也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逐渐丰满起来，人们将它们的形象看作神明的象征，也慢慢成为了中国图腾文化中保留最久以及影响最大的两大支柱。“龙”作为众兽之主，代表了阳刚之力，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力量的向往。“凤”作为百鸟之王，代表了阴柔圣洁，包含了人们对于美丽的追求。对这两种瑞兽作为精神图腾的崇拜将世世代代烙印在炎黄子孙的脑海中，是我们的先祖聪明才智和内心希翼的结晶。

2、皇权象征

随着帝制的出现，秦始皇最早开始将自己与“龙”联系到一起，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之后的帝王也纷纷效仿，将自己视为“真龙天子”，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自己的存在就是神明的旨意，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皇权帝位。“龙”也渐渐开始与皇权挂钩，皇帝穿的龙袍上是独特的明黄色和“龙纹”的样式，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无可置疑的地位。除“龙”以外，“凤”作为美丽和德行的代名词也逐渐成为皇后的专属，在古代只有皇后可以用“凤仪万千”这个词来形容，表示皇后母仪天下的姿态，“龙”和“凤”都因为其神圣而吉祥的意义成为了皇家权力的象征。

3、精神寄托

在老百姓的眼中，“龙”和“凤”除了作为神明的瑞兽和皇权的象征，更是代表了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精神文化内涵。“龙”代表了炎黄子孙坚强、进取和永不放弃的奋斗精神，“凤”代表了炎黄子孙纯洁、美好和宽厚待人的包容精神，在它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几千年来的历史温度，更是我们族人对于自身的要求和生活的向往。“龙”和“凤”从来不是没有温度的两个图案花纹，而是无数先人前辈留在我们祖祖辈辈血液里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

二、詹宁斯英译本《诗经》对“龙”“凤”的翻译

在詹宁斯的《诗经》英译本中，一共出现了六处“龙”的翻译和一处“凤”的翻译。以下为具体情况。

在詹宁斯的译文中，将《小戎》中的“龙盾”翻译为“dragon shields”（中文翻译：龙纹盾牌），并且在注释中将其解释为“一副立在战车前带着皇家徽章的盾牌”，这里将龙纹样式作为皇家身份的象征。

除了“龙盾”之外，“龙旂”在《诗经》中出现了三次，詹宁斯对于“龙旂”的翻译有两种，“dragon-banners”（中文翻译：龙的横幅）和“dragon-flag”（中文翻译：龙的旗帜）。在《载见》《玄鸟》这两首诗歌中，詹宁斯把“龙旂”译为“dragon-banners”，在《玄鸟》的注释中将其解释为“这是一种协助王子们到来的皇家仪式”，这里的“龙”也象征了皇家的权力地位。在《閟宫》中詹宁斯将“龙旂”译为“dragon-flag”，旗帜对于国家和民族都是重要的精神寄托，体现了“龙”作为图腾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之深。

另外《诗经》中也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这时候的“龙”并不是作为自己的本意，而是“龙”作为“宠”的通假字，在《蓼萧》《酌》《长发》这三首诗歌中都有这样的情况，詹宁斯在翻译时也都是与“龙”无关的。除了在现有詹宁斯版本中《蓼萧》的翻译丢失无法找到以外，他在《酌》中将其译为“grace”（中文翻译：恩典），在《长发》中将其译为“heaven’s favours”（中文翻译：上天的偏爱），詹宁斯在这里直接将通假字直接译为原来的字和意义，可见其对于《诗经》的原义是有所理解的。

最后在《山有扶苏》中出现的“游龙”，本身跟“龙”也是没有关系的，是一种水生植物，詹宁斯在翻译时将其译为“dragon-vetch”（中文翻译：龙巢菜），其中“vetch”中文翻译为“野豌豆”。詹宁斯在注释中将“游龙”解释为“流浪的龙——一种沼泽植物”，这里保留了“龙”作为名称，与我们认为的“龙”并没有关联。

《诗经》中的“凤凰”只出现在了《卷阿》的第七八九章，詹宁斯将其翻译为“phoenixes”（中文翻译：凤凰；不死鸟）。在注释中解释到“凤凰通常是作为后代众多的吉祥之兆，但在诗里人们用它们来比喻有德行的人当政，象征了时代的繁荣”，可以看出詹宁斯在这里对凤凰这个意象在此处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

总的来说，在詹宁斯的译文中对于“龙”的翻译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译为花纹样式，二是用来作为帝皇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三是译为天子的宠幸。而对于“凤凰”的翻译也在注释中补充了其中代表的吉祥之意。

三、詹宁斯翻译的跨文化翻译得失

詹宁斯的《诗经》英译本主张翻译应当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追求形式的贴近，使用韵体翻译，不随便添加字或者行，使诗行非常简洁，诗歌原本的韵味得到了极大的保留，但是由于其在理解和翻译上的准确性上有所不足，依然会使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时出现一定的偏差，以下进行简要分析：

（一）詹宁斯的“龙”“凤”翻译词汇偏差

詹宁斯在对“龙”进行翻译的时候，采用的往往是“dragon”加上另一个词根来进行直译，并没有考虑到“龙”这一形象在中外文化中的巨大差异性。学者吴健福（2012）在中外龙文化异同考察比较中整理出了中国龙和西方龙在起源、形象、分类和文化内涵上的不同，首先在起源上中国龙是从图腾崇拜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慢慢定型而来的，而西方龙则是包含了多种文化中的龙形象融合演变而成的；其次在形象上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龙同时兼具了九种动物的某一部分，在《尔雅翼》中提到“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牛，角似鹿，眼似虾，耳似象，项似蛇，腹似蛇，鳞似鱼，爪似凤，掌似虎，是也。”而西方龙则更像是长有双翼的巨型蜥蜴。詹宁斯将《诗经》中的“龙”直接翻译为“dragon”，在外国读者的脑海中出现的将是西方龙的形象，因此读者既不能准确理解这里“龙”的涵义，也不能想象出原文中“龙”图腾纹样的恢弘气势。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可以在译文后加上一定的注释或者附上图片让读者简单了解一下《诗经》中真正的“龙”形象。

（二）文化内涵理解有误

詹宁斯在翻译“龙”“凤”这两种在中国代表着祥瑞的神兽时，并没有考虑到其中文化内涵的差异。龙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具有神性、尊贵、吉祥和至高无上的权力等象征意义，而在西方众多文化中龙都是邪恶的象征，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都将屠龙作为一件英勇的事迹而传颂。对两种文化内涵完全相反的名物采用简单的翻译，会让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完全走向相悖的方向。如在《小戎》中将“龙盾”译为“dragon shields”，其中的“龙”除了作为一种花纹图样还象征了皇家的权力，而在读者阅读时既不能领悟到“龙”为何会作为盾牌上的纹式，也无法理解其中蕴含了皇权的等级之别。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可以像詹宁斯翻译“凤凰”一样将其所象征的吉祥之意在注释中体现出来，让读者加强对于《诗经》中文化涵义较浓的意象的了解。

（三）精神内涵缺失

“龙”和“凤”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赋予了更多除了历史文化以外的内涵，体现了50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血脉，这样的精神血脉更承载了亿万中华儿女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意志和美好愿望。而在英译的《诗经》中，并没有体现出百姓寄托于“龙”“凤”的精神内涵，无法让读者感受到精神上的共鸣，这样的阅读是扁平化且片面的。但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时确实是很难将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文化内涵一一展现于译文之中，连译者也不一定能准确理解原文中所有名物的文化和精神内涵，这是在古籍翻译中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涉及到文化典籍的翻译时，应当注重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精神和内涵等因素，特别是涉及到文化内涵强烈的名物翻译时，更应该多加思考，不能仅仅将其翻译为两种语言国之间对于某种名物共同的名称，要从二者间的差异性出发，可以通过注释辅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原意。詹宁斯版本的《诗经》译文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但对于其中的文化内涵理解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可能会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一些误读的情况，也希望未来的译者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诗经》等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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