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1.“东学西渐”

在古代史中，中国几乎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从人口上看，据英国经济和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估算，在公元1200、1500、1600、1650、1700、1750和1800年的世界人口当中，中国最少也占到19.38%左右。而据贝内特估算，在公元1000、1200、1300、1400、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年的世界人口当中，中国（主体部分）最少也占到25.45%。从科技上看，中国人创造的“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这三项发明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发明’”。以造船和航海技术为例，中国人也较早地创造和应用了平衡舵、减摇龙骨、船壳3层外板建造技术等发明。从经济上看，中国人在西汉就已经开辟了与印度洋交流的航路。从“南海1号”宋代沉船上的瓷器种类与纹饰同发现于斯里兰卡的古代瓷器情况对比来看，至迟至南宋初期，我国就已经将这条航路进一步地向西拓展，并且使其成为了繁荣的贸易商路。至于欧洲人跨过好望角或者是前往美洲的远洋探索，比这晚了不少。

正是在这种人口、科技、经济等各方面中国都领先于西方的背景下，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股“东学西渐”的浪潮。在马可·波罗的笔下，中国长江流域的南京、襄阳、镇江、常州、苏州、吴州等地，无不是纺织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日本亦是一个“国内的黄金极为丰富……取之不尽……窗户也用黄金装饰”的富裕国家。在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霍尔巴赫、狄德罗、伏尔泰等人的理论当中，孔子的学说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被当作了攻击欧洲旧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武器，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西方一度掀起一股“中国热”，对中国的器物（丝绸、瓷器、茶叶等）、制度（比如经考试选拔的文官制度）和思想（比如孔子的一些理念）都甚是推崇。

2.“西学东渐”

但是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逆转。道光帝并不清楚在那些鸦片贩子背后支撑着他们的整个英国的综合实力和扩张野心，他对林则徐下达的“鸦片务须断绝，边衅决不可开”的命令，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皇帝与太后迫于军事上的压力，不得不撤出首都，任由敌人劫掠和焚烧以圆明园为中心的西北郊皇家园林区。在对整个甲午战争的局面具有重大影响的黄海海战当中，“战舰航速、速射炮和新型炮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清军恰恰在这些方面大都落后于人。

正是在这样一连串的军事失利的背景下，中国国门洞开。纷至沓来的西方人在中国看到的，不是过去那个选贤任能的中国，而是“狭义的部族政治下……日益贪污放肆……吏治日窳”的中国；不是过去那个繁荣富强的中国，而是在饥荒面前“赈济的效果并不显著”，土地大量抛荒的残破的中国；不是过去那个科技领先的中国，而是政府官员、道教徒和风水先生等人一同将人民带上一条迷信的道路的中国。

与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的低落相伴随的，是我们中国人原先膨胀的自我认知的逐渐瓦解和崩溃。站在时代浪潮之上的有识之士，无不主张“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在洋务运动中，我们向西方的学习还主要停留在器物方面，以为西方人的长处，不过是武器制造、军队训练等方面的具体技术。为了学习这些具体技术，不少洋务派官员兴办起了近代企业，涵盖矿业、机器制造、轮船运输、军工生产等许多领域。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光是如此，并不足以挽救民族危机。后来的维新派和同盟会将向西方的学习深入到了政治制度的层面，但戊戌变法的失败、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乱局和袁世凯称帝的闹剧等等，无不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文化土壤，简单移植过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激进份子甚至要求“打倒孔家店”、实现“全盘西化”，将向西方的学习更深入地推进到了学术方法、思想、价值观的层面。

总之，因古代中国自身的影响力投射而自然形成的“东学西渐”的局面，到近代已经逐渐被半强迫半主动的“西学东渐”所取代。

3.“西学东渐”中的“东学”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源自于西方的近代科技、民主制度、自由思想等，无疑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重点。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东西，它们因为从西方国家传来，故属于“西学”，却同时也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比如关于“道”的讨论，中国人早已难以混淆“道家”和“道教”这两个概念，但西方汉学家却为我们做了区分。再比如国内唐代留下来的古建筑极少，但已经“脱亚入欧”的日本那边却有不少材料可供中国建筑史研究使用。接下来，我们就以围棋为例，来看看这项本属于“东学”的内容，是如何作为近代“西学”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

二、“东学东渐”中的围棋

1.中日围棋实力的消长

早在春秋末期，孔子便曾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哉矣！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也就是说，围棋可能在那之前就已经发明于中国，并且有了一定范围的受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至战国中期，孟子更是拿“弈秋，通过之善弈者”出来论事。其中这位被叫作“弈秋”的人，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围棋选手。按照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围棋四大家的说法，围棋是通过遣唐使吉备真备传入日本的。不过从考古资料来看，实际应该再早一些。

尽管古代中国围棋曾辉煌灿烂，但终究在科举系统之外，不过是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的雅兴。日本方面则不同，据说织田信长在死于“本能寺之变”前不久，仍召来当时日本知名的棋手本因坊算砂等人给他下表演棋看。后来的德川幕府延续了这种对围棋的酷爱，设立了将围棋比赛的结果与俸禄挂钩的御城棋和棋所制度。在这样激烈的实战需求的刺激下，日本围棋实力突飞猛进，水平迅速提高。

2.来自高部道平等人的震撼

尽管在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天朝上国”的迷梦早已被一连串的战败、割地、赔款、破产所击碎，但在以围棋为代表的一些“东学”方面，这种幻想仍然麻醉着中国人的神经。再具体到段祺瑞的身上，就更是如此了。平常与段祺瑞对局的人们，无不忌惮其权位，或是有所图利，有意无意地让着他。但日本人可不跟他客气，高部道平四段访华的时候，将段祺瑞及其身边的顾水如、张乐华等高手一杆清台，令国内棋界大吃一惊。后来段祺瑞决定派顾水如留学日本，学习先进的围棋技艺。不过，顾水如在日本只待了一年。他同濑越宪作、铃木为次郎等一线职业棋手的对局中，常常需要被让三子。即便在与女棋手喜多文子的对局中，受二子的他也还是输了。巨大的挫折和压力让他们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围棋比日本实在落后太多了，与其花数十年的时间在日本学习，不如就此回国，先做围棋普及工作。

图1：濑越宪作指导肃亲王围棋

1919年，段祺瑞花重金邀请了当时日本棋界最强的棋手，也就是高部道平口中可以让他二子的本因坊秀哉名人到北平给他和当时中国棋界的另外几位顶尖棋手下指导棋。与本因坊秀哉同行的，还有曾在青岛教过川岛芳子的父亲肃亲王一段时间围棋的濑越宪作。为了亲眼见证一下日本围棋的情况，段祺瑞有请本因坊秀哉和濑越宪作为大家下一盘表演棋。令习惯了国内娱乐性比较强的对局的中国棋手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二人下了一整天，只下了几十手。而且二人一直保持正襟危坐，同国内棋手在气派上完全不同。二人下至第二天结束也仍未分胜负，支持不住了的观众们只得请二人回去之后再接着下完这盘棋并将棋谱寄来。这件事让中国棋界深刻地认识到，近代日本已经发展出了职业围棋竞技，那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似的玩儿的东西，而是真真正正地成了一门“道”。所以，培养一批中国人自己的职业围棋选手以实现围棋这一领域中的“救亡图存”，或许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3.吴清源的早年经历

吴清源年轻时便有“神童”之称，后来更是在十番棋的擂台上将20世纪前半叶日本几乎所有的顶尖高手斩于马下。而吴清源之所以能够获得拜在濑越宪作门下留学日本并参加一系列日本赛事的机会，和他的早年经历是分不开的。吴清源有一位曾留学日本并十分喜爱围棋的父亲，他也曾逼迫他的孩子们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等儒家旧学，但在西学的传播和工作的失意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下，他还是改变了教育的方法。很快他就发现，吴清源对他收藏的那些日本棋谱十分喜爱，并且也确有天赋。吴清源的父亲死后，吴家一度陷入经济拮据的态势。不过，这时候酷爱围棋的段祺瑞重新回到北平执政，并获得了一些财阀的支持。段祺瑞对吴清源未来的发展十分看好，拨给了他每月100块大洋的补助。

图2：1927年吴清源受先对井上孝平

1927年，日本职业棋手井上孝平五段访华。经过北平时，同当时因为屡胜汪云峰等前辈而在北平棋界颇具声誉的吴清源下了五盘棋。这五盘棋中的前三盘里，前两局是井上孝平让吴清源两子，最后一局是让先。这三盘棋都没有下完，但从第三盘的末尾来看，井上孝平在下面的劫争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他难敌少年吴清源应该也是没有疑议的事情。在后面分先的两局中，二人各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成绩。此事传到日本，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关注：怎么在围棋落后那么多的中国，突然蹦出了一个神童呢？作为对华友好人士的濑越宪作决定会一会这个吴清源，但他又出于种种原因，无法亲自动身。经过反复的交涉以及濑越宪作的弟子桥本宇太郎对吴清源的实战考验，吴清源赴日留学一事最终得以促成。

图3：1927年北京《世界画报》对井上孝平访华一事的简单报道

画面中间偏左歪着脑袋的少年很可能即当时的吴清源

4.晚清民国期刊中的围棋

在晚清民国期刊库中，“围棋”一词在晚清部分（1911年及其以前）中的出现仅见四例。其一是见于《益闻录》中的一篇《围棋说》，该文以“举棋不定”“众议多而无成”等围棋中的情况来比喻中方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无疑是对屡战屡败的政局之感慨。其二是见于《蒙学报》上的《字课分类图解：文学类：奕：夷益切围棋也》，这大致可以看成是儿童所用字典中“奕”这一字的解释内容。其三是见于《图画日报》的《上海社会之现象：文明雅集围棋之雅致》，该文记载了当时上海几处比较常见到人下围棋的场所，以及在这些地方题的两首无题诗，其中一首是：“茗肆文明尚，新名说改良。房栊多曲折，花木自芬芳。雅趣茶余领，仙机桥内藏。松枰相对处，楼外已斜阳。”其四是见于《舆论时事报图画》上的《竹下围棋》，它并未评论什么“舆论时事”，而是作为“每日古事画”一栏的内容，讲述了一则和汉代戚夫人有关的故事。从这四条记录中可以看出，晚清时的人们并不很关注关于围棋的东西。即便提到它，也主要是将之看作一个可以出典、可以娱乐、可以当作意象使用的东西。至于围棋当中的布局、战斗和官子技巧等等稍具实战和竞技性质的东西，便鲜有人去关注。

进入民国年间以后，关于围棋的报刊资料便多了不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日益开放，另一方面和前面提到的高部道平等棋手陆续访华所带来的冲击不无关系。1914年上海的《雅言》杂志发表了《围棋谈乘》一文，简略但比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谢安赌墅”“王璨强记”“孔融二子”等中国古代的围棋故事。同年起，上海的《小说月报》分十二期刊载了由日本都谷森逸郎三段著述的《围棋胜著》，向国人介绍了一些关于布局和定式方面的知识。1917年，以反映社会大众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文化的关注著称的北京《寸心》杂志，亦加入到介绍围棋基础知识的行列中来。1919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中出现了一则关于纸质围棋盘价格更正的“琐闻”，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围棋在当时的大学生群体中取得了一定的受众的表现。总之，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民国初年，国人已经通过报刊这一大众媒介开始了围棋的推广和振兴活动。在这些活动当中，能明显地看到向日本这一已经“脱亚入欧”的西方化国家学习的迹象。同时，这些活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间隐约存在着交集。

1929年，15岁的吴清源东渡日本，正式开始了他在日本求学、竞技的职业生涯。相比起吴清源这样的大人物的事迹，很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北大日刊》上开始出现许多关于围棋社团的消息，比如北大围棋研究会的章程、纳新告示、藏书目录、活动通知等。相比起之前那则更价告示来说，围棋在北京大学学生当中的发展应当说是更加深入了。1937年1月，《中国围棋月刊》创刊，这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讨论围棋的一份刊物。这份刊物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对日本围棋对局的讲解、围棋发展评议、围棋主题诗歌、国内高手对局、古棋研究、围棋定式讲解、围棋掌故、局部死活研究等等。即便在今天看来，至少在种类或板块方面，也堪称是应有尽有。不过很可惜，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影响，该刊只办了不到一年即停。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另外一份专门与围棋有关的刊物叫“围棋通讯”。与之前的《中国围棋月刊》相比，《围棋通讯》在结构上比较随意，在受众上则十分强调对上海棋友的服务。比如，《围棋通讯》上刊载的绝大多数国内对局，都弈于上海。再比如《围棋通讯》上刊载的一些通讯录，记录的也几乎都是上海棋友们的联络方式。

三、影响

1.爱国主义情怀的激励

如果说，与“西学东渐”相伴随的，是西方坚船利炮带给我们的威逼和屈辱，是传统的农业中国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所感受到的震撼与无助。那么，与“东学东渐”相伴随的，无疑是知识分子们精神世界里更大的屈辱、更大的震撼：即便在我们引以为傲的东方文化和东方技艺上，我们竟然也落后于人了！正是在这样的触动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人忍不住在新文化运动中疾呼：“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不过，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并没有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选择放弃。相反地，这激发了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的围棋界知耻而后勇，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逐渐由陈祖德、聂卫平等人实现了对日本围棋的赶超。中国的科学界也是一样，在国家几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艰难地攻克了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杂交水稻等许多技术难关。

2.文化的普及与传承

除了上层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以外，我们也应当看到“东学东渐”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受到刺激的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要想扭转这种“东学”亦有赖于“东渐”的屈辱局面，就必须发展教育、启发民智。这种教育既不能是过去死记硬背的私塾教育，也不能是无济于现实需要的四书五经，而必须接受“西学”中的教育理念。像吴清源的父亲，因儿子的才（天赋）与兴（爱好）而施教，虽然可能有误打误撞的成分，但确实为吴清源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一处榜样和标杆。中国围棋界通过兴办围棋期刊、引进日本棋谱、讲述围棋掌故等办法推广围棋技艺、扩大围棋受众，这其实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等一样，是将知识与文化普及开来以求救亡图存的努力的一部分。不过，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的“东学东渐”与一般意义上的“西学东渐”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只是强调“拿来”、强调“新”，而前者却要求我们以科学、严谨、踏实的态度和方法去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从而实现其复兴。尽管那个屈辱的年代早已远去，但我们在这方面仍可谓“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 朱天纵.从“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四大发明”说的由来[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11):38-41.

[3] 袁晓春.宋朝造船技术与马可·波罗向欧洲的传播[A].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201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90-201.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5] 钱汉东.出水影青瓷[J].中华手工,2008(01):109.

[6] 曾翠.“南海I号”出水宋代婴戏莲纹碗浅析[J].大众文艺,2013(16):68.

[7] 李思辰. 宋代外销瓷的历史语境[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9.

[8]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9] 陈超.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兼论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J].东南学术,2011(04):169-178.

[10]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

[11] 赵连稳.1860年：英法联军只焚烧了圆明园吗[J].前线,2019(11):94-96.

[12] 姜波.“致远”“经远”与“定远”：北洋水师沉舰的水下考古发现与收获[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9,4(10):2-13.

[13]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 田森.绛州“丁戊奇荒”概说——基于晚清、民国地方志的研究[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2):25-28.

[15] 张力.新荒与老荒:“丁戊奇荒”后山西省的荒地清查与整理——兼论灾后山西土地抛荒情况[J].历史地理,2018(02):153-171.

[16] 柳宗秀.宣教、慈善与李提摩太路线[J].基督宗教研究,2016(01):209-222.

[17] 王宪明.中国近代史述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18] 王绍祥. 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4.

[19] 史赜源.论语清源[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20] 孟轲.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1] 濑越宪作.日本御城棋谱全集:围棋史上最残酷的争棋[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1.

[22] 陈永军.还我至尊——中日围棋交流史话[J].体育文史,2000(06):22-23.

[23] 江铸久.吴清源传奇[OL].

[24] 程晓流.吴清源围棋对局全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25] 世界画报[N].

[26] 益闻录[N].

[27] 蒙学报[N].

[28] 图画日报[N].

[29] 舆论时事报图画[N].

[30] 雅言[N].

[31] 小说月报[N].

[32] 寸心[N].

[33] 北京大学日刊[N].

[34] 北大日刊[N].

[35] 中国围棋月刊[N].

[36] 围棋通讯[N].

[37] 李丹丹.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2.

[38] 陈祖德.无极谱[M].合肥:安徽科学出版社,1996.

[39] 聂卫平.世界围棋大师精选集:聂卫平全集[M].青岛出版社,2014.

[40] 何怀宏.“东西殊途”与“无问西东”——梁漱溟东西文化论再思考[J].探索与争鸣,2019(09):180-18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