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极具叙述空间的交叉点——城乡交叉地带。交叉地带是作家路遥创作中一个极其关键的文学概念，它暗示着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城乡岔口的抉择，并投射出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蕴涵。《人生》中高加林的矛盾情结，即他的双重性格和在爱情中的摇摆不定。与此同时，路遥这位典型“农裔城籍”作家的创作心理也在《人生》中有所映射。

一、交叉地带的找寻与发现

1982年8月，路遥在对评论家阎纲的回信中对“交叉地带”做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理论阐述，路遥用“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来形容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叉地带，并写道：

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和农村之间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创作《人生》之前，路遥在《姐姐》《月下》《风雪腊梅》等短篇小说中便涉及了“农村和城市”的结构问题。《姐姐》中姐姐和高立民爱情破裂的直接原因是两人“身份”（户籍问题）的不同；《月下》虽然表面看上去是描写农村内部的阶层问题，但兰兰是因为爸爸的关系才能嫁到城里，之后憨厚农民大牛月下奔跑挽留兰兰以及愤怒砸车等行为发生的原因，同样反映了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风雪腊梅》描写了“农村和城市”处于“对立”结构下，冯玉琴对爱情的自负，对故乡的企盼。尽管这些短篇小说只是简要描写了农村和城市的表面关系，人物形象也较为单薄。但不能否认，作者此时正处于找寻“交叉地带”的初始阶段，“交叉地带”的环境背景也隐约初现端倪。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进行了一次试验性的融合，塑造了一个饱受穷苦、屈辱，却仍自尊、自强的马建强形象。这一形象可以认为是高加林的雏形，至此，路遥在找寻“交叉地带”阶段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核心思想与马建强形象创造性结合，在《人生》得到开花结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农村的僵化与固守，中国户籍制度固态格式化地将公民身份清晰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由此导致中国社会显著的城乡差异。现代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产生冲击，农村生活出现城市化的追求倾向。《人生》立足城乡交叉地带，乡村叙述中有着城市镜像，城市描写中亦有乡村背景，比单纯立足于农村、城市，观察角度更新颖，叙述空间更开阔，更能够再现中国八十年代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的时代社会。

二、高加林的矛盾情结

《人生》中高加林的形象是特定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是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为寻求出路不断奋斗以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弱点与缺陷的缩影。高加林的出现，在当时的文学界、评论界产生了轰动效应。曹锦清认为这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梁永安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面对高加林形象的众说纷纭，路遥解释道：“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顺利的年轻人的形象，不应该离开作品的环境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一个模范，也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 

（一）错综复杂的矛盾性格

《人生》主人公高加林处于人生的岔道口，他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深刻表现。高加林是血统农民的儿子，但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不愿再按父辈的方式生活，向往农村之外的广阔天地。可由于社会外部因素和个人的内在因素，高加林的渴望时而变成现实，时而又如泡沫般破裂。

高加林自尊自强，当工作被顶替，不得不成为农民出山劳作时，为了不让别人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吃不了苦，便没命地挖地畔，甚至撅把都被血染红了也毫不在意。之后高加林进县城成为一名通讯干事时，完全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在抗灾采访时，不顾个人安危，顶风冒雨连夜赶往受灾地区，在山洪喧嚣声中写下一篇篇极有力量的报道。他的才能很快得以施展，在城市中的种种都让高加林的内心充满骄傲与自豪。

高加林自尊自强背后所掩盖的是敏感的自卑。《人生》开篇那场阴沉的大雷雨似乎便在预示着农民出身的高加林，想要以个人奋斗跨越城乡存在的巨大鸿沟的不易。高加林提着蒸白馍的篮子进城去卖时，怎么也发不出吆喝叫卖的声音，甚至感到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当时的高加林既仇视、妒忌城市人，而又热恋、羡慕城市人，既执着地审视着自己的出身，又竭力想摆脱从土地的束缚。

高加林并非生不逢时，反而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但为何高加林的追求和这种追求的不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依然存在？看似高加林的悲剧是因其自尊自强自卑的矛盾性格，在人生的岔道口，做出非正确的选择，实则是交叉地带下时代社会下那股难以平息的暗潮汹涌，是中国转折时期各种交织叠加社会现象的综合必然。

（二）传统三角的爱情模式

爱情描写是路遥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创作中一个极其合适的载体。它们都遵循一个基本的模式，即农村青年赢得城市姑娘青睐，往往以三角恋的关系出现，最后不可避免带有悲剧色彩。高加林作为《人生》的主角，由农村与城市的归属选择连带出究竟是与传统农村女性相伴还是与城市知识女性黄亚萍一起感受现代文明的选择，对于爱情的选择同样折射出城乡交叉地带丰富复杂的现实矛盾。

刘巧珍是传统农村女性的代表。虽然巧珍没有文化，但却有着极为澄澈丰富的精神世界，甚至在爱情方面可以说巧珍性格中也存在潜在的非传统与不保守。巧珍对高加林大胆热烈、无私纯粹的感情拯救了最初理想破灭时萎靡不振的高加林；当高加林进了县城，为着前途选择了黄亚萍，决定与巧珍分手时，巧珍不仅不责难高加林，反而觉得是自己一字不识，拖累了高加林。巧珍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爱情也如金子般纯粹，无任何附加。

黄亚萍是有理想，有文化，眼界开阔的城市姑娘，与高加林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黄亚萍为了高加林坚决与张克南断绝恋爱关系，在两人罗曼蒂克式的热恋中，黄亚萍几乎完全将自己的工资花在高加林身上，但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是有着现实条件的。黄亚萍选择高加林是以他不当农民为基础的，当高加林走后门的事情被揭发，黄亚萍陷入痛苦的焦虑中，“她真诚地爱高加林，但她也真诚地不情愿高加林是个农民！她正是为这个矛盾而痛苦！”关于爱情，恩格尔曾说过：“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可黄亚萍和高加林都有着为自己的“别的动机”，这便也注定了高加林的二次爱情悲剧。

高加林有理由爱上巧珍，因为巧珍那一颗如金子般的心，满腔真挚的爱是高加林心底与土地割不断的血肉联系；高加林也有理由爱上亚萍，黄亚萍的聪明、大方象征着高加林一直向往的现代文明。交叉地带下两种文化在高加林心灵上发生着剧烈冲突，“作者站在城市与乡村的立体交叉桥上，面对着现代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强烈撞击，理性的思考使他对高加林喜新厌旧的重新选择给予最大的宽容与理解，力求在历史的变动中把握着爱情的变动”。

三、路遥创作心理在《人生》中的映射

路遥是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他曾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在农村长大，故乡景物和童年记忆凝结而成路遥的乡土情结，《人生》中的一景一物，一言一行不乏作者真挚赞颂乡土之语，并且面对城乡的差距、冲突，路遥的自卑情结亦有所映射，路遥乡土情结和自卑情结两类创作心理既是《人生》的写作动因，又在其中表现为人物灵魂深处种种矛盾与挣扎。

（一）路遥的乡土情结

对土地，路遥永远饱含热泪与激情。《青松与小红花》留在村里的唯一插队知青吴月琴被乡土精神的浑厚力量感染，她接受了一次精神上的庄严洗礼；《姐姐》中爸爸的话暗示也许人会嫌弃他人的出身，但土地绝不会嫌弃；《风雪腊梅》从冯玉琴可以舍弃爱情，但绝不会舍弃乡土的观念行为中透露出不可动摇的农民式固守土地的观念。

《人生》中路遥对土地有了更深沉的思考与理解，流露出更强烈的乡土意识的价值审判。高加林离开土地又回到土地，德顺老汉面对失魂落魄的高加林用乡土智慧劝导他“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最终高加林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的呻吟着，大声喊叫着他的亲人……作者通过高加林钟摆式轨迹表现了乡土对农村青年难以摆脱的吸引力身上，而不同于身上的泥土味渐渐淡化的高加林，德顺老汉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形象，当他知道高加林抛弃巧珍后，痛心疾首说道“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虽然这是德顺老汉对高加林的谆谆劝告，但这也是几乎仅凭对乡土情感而下的结论是传统农民典型的乡土观念。

尽管路遥在创作中对乡土人生饱含热切的呼唤，但同时他能够保持理性的、清醒的认知。路遥曾说：“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舍……”从这一角度看，路遥的乡土情结在《人生》创作中的映射是深刻且富于哲学意味的，它深入探索当代乡土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规律，找寻城市冲击下当代乡土中国儿女们的精神出路。

（二）路遥的自卑心理

高加林的经历一波三折，现实中路遥的人生经历也非一帆风顺。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路遥的童年在饥饿窘迫中渡过，因贫穷还饱受同学欺凌。物质的匮乏、身份的隔阂，注定会生成孤独忧郁、敏感脆弱的自卑情结。但苦难并没有压倒路遥，在艰苦的环境中自卑反而激发出后生的自救力量，激发了他对广阔世界的憧憬与渴望。路遥秉持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童年的穷困，中学毕业后在县城的彷徨均在《在困难的日子里》《生活咏叹调》等作品中有所体现。路遥的感情经历同样艰难曲折，路遥的初恋是同北京插队知青林红，两人深深相恋，路遥还将当工人的指标让给林红，可当了工人后的林红与路遥之间便有了一个巨大的城乡差别的显示鸿沟。后来一位与林红有着同样成长背景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陷入对路遥的爱情，并用自己的力量在路遥上大学期间撑起他和他贫困的家庭。但两人结婚后感情状态并不稳定，在路遥重病期间，林达仍坚持选择与路遥离婚。

路遥的两次爱情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人生》中爱情关系的发展便与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高加林出于对前途的考量选择了黄亚萍，路遥又何尝不是在第二段感情关系中依靠林达的奉献去完成学业，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之中。路遥农民的身份，自卑的情结，使他在潜意识中仍是保守的传统文化心理，在爱情观上也是以男权意识为中心。尽管路遥接受过现代文明的学习，能够用理性态度分析批判自己，但在他的深层心理机制中还是想要通过征服城市女性来掩盖自己的自卑情结，展现自己的生存价值。路遥笔下那些自尊又自卑，常被城市优秀女性环绕的主人公们，是他心理活动的映射，也是那个时代农民出身，满怀抱负，找寻出路的时代青年困惑挣扎的心灵剪影。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